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汉朝廷主要忙碌于四件大事。

　　其一，关于齐州水灾的善后事宜，有一片处置周到、救济及时的官员得到了封赏与提拔，同样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之罢官免职，乃至下狱问罪。

　　黄河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威胁了，破坏力强大，每决口，总是给官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些年每听到沿河州县报上的大小水患水灾，朝廷都不由紧张起来。官方统计，自大汉开国以来，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大小水灾，就达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无事。

　　对于黄河水患，朝廷的重视程度也在日渐提高，甚至已经费了不少人物力，进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负责水务的大臣，前后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朴、雍王刘承勋以及昌黎王慕容彦超。近几年，慕容彦超更是带着一批水务专家，四处巡视水文，筹谋治理方案。然而，总是治标不治本。

　　为水患问题，朝廷也开了好几次专项会议，并发明诏集思广益，同样也没能议出个根治的办法。

　　下面的官员倒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堵不如疏，当效仿大禹治水，开挖沟渠，变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这个思路听起来也是不错的，毕竟连大禹都抬出来了，然而却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内的一干重臣的反对。

　　毕竟，黄河水道要是真那么容易就变更，也不会成为历代王朝的一个痼疾。刘皇帝是有些心动的，觉得构思不错，堵不如疏确实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却也不盲目。

　　因为在刘皇帝的印象中，黄河改道，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轻易不可为。并且，这种事情，还是需要做详细的调查，周密的准备，论证可行性之后，才好施行，还要考虑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对黄河的治理，还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树木。然而，南道河床过高，堤岸也越筑高，几乎已是地上河，这也是最让人感心惊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改道真的是个不错的办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时期那样不顾实际、看图划线，瞎改乱改......

　　不过，有一点，是开宝年来，朝廷在推动的，那就是对黄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刘皇帝甚至有萌生过把“京杭运河”开凿出来的想法。

　　黄河的治理，非一时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见，会贯穿刘皇帝的整个统治时期，乃至整个大汉帝国时代，还有得头疼了。

　　除了水患这种长期扰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刘旸成婚了，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国本的事情，岂能不重大，政治意义尤其突出。

　　相较于当初皇长子刘煦成亲，对太子婚礼的操办，显然要更加隆重，规格更不可相提并论，毕竟是储君成亲，迎娶太子妃。

　　婚礼都是在崇元殿上举行的，内外公卿大臣一齐相贺，为此还专门让翰林、学士及文才们，写了大量的诗词文章，以作祝贺。

　　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刘皇帝也完全体现了他对刘旸的重视。太子的地位，愈加稳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宫内有皇后，宫外有符家、慕容家，这种陪着，几乎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与太子结上亲，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卫国公慕容延钊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巩固了。

　　婚后，刘旸仍旧以太子的身份呢听政于广政殿，但可以负责具体事务，一应军政诏制的审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门下的职能划给他了。

　　与此同时，刘晞、刘昉这两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职，刘晞到太仆寺任副职，刘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后勤事务上打下手。

　　剩下两件大事，无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边大张旗鼓，南面则悄悄摸摸。

　　对定难军，朝廷准备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坚决，定要一举解决这个帝国内部的隐患，妨碍军政统一的最后一颗绊脚石。

　　事实上，从李彝殷病故的消息传开后，夏绥地区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或许是，苟延残喘多年，锻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经，李光睿当时就有所预感。一种朝廷迫害李彝殷，使先公含恨而终的说法在定南军内部蔓延，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复仇的声音。

　　对于朝廷相召，进京扶棺治丧的诏令，李光睿自然不会乖乖地听令，其父殷鉴在前，他可不会上当，权当没听过。

　　同时，李光睿也是真正意识到了，此番不同往常，从朝廷透出的风，就明显不同寻常。当杨业远赴西北时，李光睿也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一时间，夏绥地区陷入了多年未有的紧张，人来人往，阴谋算计，层出不穷。有些手段，或许俗套，但往往管用，在蛊惑人心之上，李光睿还真有几分能耐，将定难军上下，成功地凝聚到一起，打出的口号也很明确，保卫夏州祖地。

　　在杨业抵达延州，汉军积极调动，直指夏州之时，定难军同样在努力调度，准备应对事宜。然而，两方之间，强弱形势，力量对比，可谓一目了然。

　　且如刘皇帝所预料的那般，大势压迫下，人人都心存疑虑，大汉这么多年，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愿意跟着李光睿对抗朝廷的人，当真不多。

　　哪怕是定难军内部，团结是那些党项将领与土豪们的共识，但那只是为了应付来自朝廷的压力。然而当那种压力化为实质，变成军事行动之时，几乎所有人心中都要打个问号。

　　倘若同朝廷刀兵相见，结果或许难料，但甘州回鹘的下场，可是血淋淋的......

　　另一方面，朝廷这些年，对定难军与党项人的内部渗透太严重了，李光睿那些动作，从一开始，就是不断地传出来，最终汇聚到招讨使行营，上呈东京。

　　同时，夏绥四州内部，也有大量的官员将吏，秘密同大汉官府取得联系，其中有汉人，也有党项人。

　　如果对定难军内部，李光睿还能凝聚一部分人心，毕竟哪里都不缺死硬份子，在诸党项部落的联络、寻求支持上，结果让李光睿大失所望。

　　谈及同大汉朝廷为敌，大部分人都表示犹疑，而少部分人都明确表示拒绝。他们之中，不乏与大汉官方联系紧密，与汉民利益相关的人，还有人更在意后果。

　　与朝廷作对能有什么好处？几乎无法想象，能够看到的，只有恶果。部民死亡，邑落毁灭，牛羊马驼不复所有，所产食盐换不得粮布......

　　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在多年的渗透中，由大汉官方主导，传递给党项部族的信号。因此，当的不到广大党项部民支持的时候，定难军也只是无根之萍。

　　到九月中旬的时候，李光睿便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而在赴任西北后，杨业除了将行营设在延州后，便再没有大的动作。除了再度遣使到夏州，宣告朝廷诏书之外，就是整练调集来听用的诸军，同时准备辎重粮草，并不急于进兵。

　　此番行动，政治攻势显然在军事行动之前，王祐事情做得很漂亮，使者四出，纵横夏绥，在落实分化瓦解事务的效果上，更展示其灵活的手腕。

　　因此，到立冬以前，兵马辎重都已经整备完毕的情况下，眼见李光睿左支右绌，日陷窘境，杨业终于自延州发兵了。

　　相较于北边的大张旗鼓、磨刀霍霍，南征事务，则做得够隐秘，他想要个突袭之效。潘美亟于南征，但真正请得诏令之后，却一板一眼，不急不躁的，比之延州杨业还要稳重。

　　最终，枢密院从岭南岭北诸州调集了两万军队，加上征召蛮兵以及借调的平堑军，算上一定的随军民夫，总计调兵四万众，给潘美更足的底气。

　　南北并举，却又同时引而不发，都在寻觅战机。刘皇帝没给他们定硬指标，也给了二将更多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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