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十年夏五月，大汉遭遇了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广大中原地区，霖雨不止，河南、河北数十州县苦雨为灾。

　　更令人心惊着，“乖巧”了十数年的黄河，开始兴风作浪,  水位暴涨，洪灾频发，澶州、大名及下游十数州县堤防，皆有倾覆之危，数百万百姓，饱受威胁。

　　虽反应稍迟，但在确认水患的等级与危害之后，大汉朝廷也展现出当下行政能力的高效,  以极其严厉的态度,  连发制命，广谕各地州县官府，要求他们严防死守，抗灾救民。

　　这一次，几乎是一次总动员，针对于黄、汴二河流域地方官府，官民齐动，军民配合，声势阵仗，堪比北伐期间，甚至犹有过之，毕竟此番是真正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并且性命攸关。

　　为了引起重视,  也为表示决心，赵普甚至通过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向相关官府传达一个态度：哪里出事,  便处置哪里；谁懈怠疏忽,  便办谁。

　　没有虚头巴脑，也没有拖泥带水，干脆、利落，简单直接，堪称粗暴的威胁。并且为了让地方上的猴子们有所警惕，最先决口的澶州主副官员，就成为了此番抗洪救灾动员祭旗的鸡，甭管委屈不委屈，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杀鸡儆猴这一招，招式很老，但往往管用。很多教训有时不那么容易被吸取，但有此典型，却也没有多少人敢不上心，即便不为治下的黎民百姓考虑，为了自己的头上的官帽子，也要多几分用心。

　　在抗灾救民事宜上，二十多年下来，大汉朝廷是有足够的经验的。但即便反应过来之后,  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果断的措施，仍旧没能使两河州县平稳地从这次巨大的水灾中度过。

　　连绵不休的大雨，是洪患的主因,  雨不停，灾不止。数十州县，数百万民，成为了水患雨灾的受难者。

　　尤其是首先爆发的澶州，决开的口子，便是一道最大的漏洞，根本挡不住，汹涌泛滥的洪水，肆意奔突，淹没田土，毁灭村镇，官民财产损失无算，能保住性命都是侥天之幸。

　　为了抗洪救灾，京畿、河南、河北三道官府，总计调动了三十多万军民用以抗洪，地方军队全数出动，甚至东京、大名及沿河重镇的禁军都出动了。

　　动用的人物力巨大，朝廷也敢于投入，然而在这等天灾面前，人总是显得那般脆弱无力。数百万官民，更多的时候，也只能在那狂风暴雨，洪水猛兽面前，苦苦挣扎，抱团取暖。

　　这还是在朝廷这些年在河防工程起了一定作用的情况下，否则，若是各地堤岸大决，那一泻汪洋，只怕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竟成泽国了。

　　雨不停，则灾不止。然而，让人朝廷及地方感到压力巨大的，还恰恰是那不曾停歇的大雨，非但不停，反而有些不依不饶，给人一种要冲破堤阻、毁灭一切的感觉。

　　持续的暴雨，不仅考验着各地的堤防，也考验着人心意志。从五月灾情爆发，一直到六月，各地仍旧霖雨不止，强度有所变化，但就是不停，让人望不到终点。

　　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场雨灾洪害，不是短时间能够结束的了。而沿河堤防，也在大水连绵不断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危如累卵。

　　澶州自不必多提，形势最为恶劣，数万军民，乘着雨水，冒着生命危险，往决口投沙竖石，也仅仅起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遏制作用。

　　大名府的情况，同样不妙，朝城等堤上，长驻军民，多储物料，广营堤防，这才堪堪挡住，即便如此，倾覆之危不解，有数次险情都是靠着人力给抢下来的。

　　其余地方，情况或许好些，却也只是相对而言，危急的局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沿河地区的数百万军民，体验了一番末日般的感觉，就仿佛头顶悬着一把刀，随时可能斩下。

　　为此，除了响应官府的抗洪救灾的力役之外，沿河地区，抛家舍业者，有数十万人，大量百姓，携老扶幼、背井离乡，只为躲避洪灾。

　　一时之间，大河下游地区，一片混乱，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统治，官府的行政，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

　　惠国公宋延渥乃是刘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灾前线“总指挥”，每次从他那里上报的奏章，总是充满了严峻、紧急、危机等字眼，令人心惊肉跳。

　　而坐镇京城，调度指挥的宰相赵普，一月之间，也是担惊受怕，最怕的就是收到哪里又决口了，哪里又受灾了。

　　由于对雨灾的警惕预见不足，已经在刘皇帝那里吃了挂落，若是后续的救灾事宜再出差错，待灾情缓解之后，他宰相也绝对讨不了好。

　　而最让人感到沉重的，是这场灾情还远远看不到缓解的时候，更遑结束。

　　有鉴于洪灾水情，刘皇帝也没有再继续退居幕后，在汉宫之中纳福乘凉了，这种天灾国难面前，他也难有这个心情。

　　进入六月之后，刘皇帝更连下训令，督促朝堂官府，勉励臣民百姓，呼吁上下一心，全力抗灾。

　　由于大雨持续地近乎诡异，朝中有不少官员都清奏上表，希望刘皇帝能够祭天祈福，以解灾情。

　　这样的奏请，自然被刘皇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原因也很简单，若是撞個大运，祈福有效，能够增加自己身上的神圣性也就罢了。

　　然而，若是祭天无效，那样岂不更引得人心思变，这样的结果，就不是刘皇帝乐意见到的了。尤其是，刘皇帝咨询过钦天监的那些“天文专家”，从他们口中判断，这场大雨洪灾，还看不到缓解的征兆。

　　同时，在这种形势下，刘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太平时候，应付一下，祭祭天，拜拜神，也就罢了，而这个时候，刘皇帝心怀疑忌的是，会不会有人拿天人感应那一套来说事，讲什么君失其德，政失其道，以致上天降灾，警诫世人。

　　所幸，朝中还没有这样的傻人，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触刘皇帝的霉头，即便有人心中有类似的想法，暂时也只敢憋在心里。

　　刘皇帝还特地下了一道明诏，从毫无文采的诏文中就可以看出，乃是刘皇帝亲拟，而没有经过李昉的润色。

　　刘皇帝直白地训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灾，反而指望上天怜悯开恩，指出抱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消极抗灾，不思纾难救民的庸臣碌人。

　　措辞异常严厉，诏令下达之后，至少西京这边，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统一，牵涉有司也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抗洪救灾事宜的差事。

　　六月己丑（初二），郑州、东京、宋州官府相继上奏，言汴河水情有异，这些奏报，在河患未已的情况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政事堂连发政令，让沿汴州县官府提升预防等级，做好人力物力储备，提前应对，以防汴水生变。

　　没法不重视，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脉，黄金水道，连接运河，沟通南北，若汴水为患，伤害的可不只是东京等重要城市，连西京这边都要受到影响。

　　毕竟，当下的西京洛阳，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资支持，是来自东南地区的。

　　不得不说，大汉过去治了二十年河渠，成绩最为显著的，就是汴水为主的中原水道。其后，水害的影响果然从汴河流域蔓延开来，不过得益于官府的提前应对，严防死守，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汴水最终没能成灾，得以平稳度过，安全涉险。

　　整个五、六月份，大汉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争中度过，人未能胜天，却也不曾屈服。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和解”，雨水止，洪患平，渡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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