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寇准一番谈话后，经过两日的思考、准备，在嘉庆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皇帝便下了一道明诏，针对当下的国情民事、社会治安，对全国上下进行一次“反腐扫黑”综合整治行动。

　　对于此诏，初听诏的大臣们，多少有些迷惑。这反腐倡廉，乃是吏治需要，属于政治正确，也是刘皇帝向来强调的，没有敢在这种事情上提出异议。

　　过去，刘皇帝时不时地便会整顿吏治，折腾官僚，这基本上周期性的，都快让下边的臣僚们摸出规律了。只是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当初由卢案引发的官场大地震，西北四道丢官罢职者数不胜数，地方上的朝廷命官们，几乎被杀了个人头滚滚，这才多久，又要起大案了？

　　至于所谓的“扫黑”，治安清理，倒不常见，毕竟过去的二十多年，大汉整体还是比较安定祥和的。也就是黑汗使团案与榆林之乱，以得知的治安乱象，盛怒之下的刘皇帝下诏，对全国进行了一次治安清理，肃清那些为祸地方的土匪、盗贼、强盗，消灭那些不稳定因素。

　　这一波波政潮，可过去不远，榆林之乱平定也才一年，上上下下，可都想着过一段安生日子，但刘皇帝此番诏命一下，又起波澜了。

　　具体怎么个“反腐扫黑”法，诏书中没提，但所有人都知道，动静不会小，一般而言，当刘皇帝做出那番郑重其事的模样时，其中便定然有事。而没有经过大肆讨论便做决定的事情，事态便更加严重，刘皇帝乾纲独断的事情，其意志可少有人能动摇。

　　下朝之后，很多公卿大臣们，都是表情凝重，忧心忡忡。他们这些人，位高权重，身份尊贵，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肉食者，对他们而言，最想要的就是稳定安生，最不想看到变革与混乱，但偏偏遇到个不想让他们安分的皇帝。

　　如今这个时期，对于刘皇帝的意志，没人敢反对，甚至提意见都不太敢了，地位越高、权力越重的人，越是如此，要是因为进言而触怒了刘皇帝，丢了权势官位，那就不值当。

　　或许刘皇帝自己都没有发觉，近些年来，已经少有大臣，会主动上表，向他进谏规劝了，更多的，只是一板一眼的政务性汇报，在他重拾朝政的这半年多以来，更是如此，一个个都保持着一丝不苟。真正敢进言的，都是那些位卑言轻的中下层官员，或者就是王禹偁这等过于耿直刚烈的官员。

　　此番面对刘皇帝的突来明诏，这些靠近刘皇帝的中枢大臣，不约而同地打起精神，提高警惕，那股山雨欲来的气势，稍微有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感受到了。

　　因此，在悄无声息间，一封封的书信，一道道示警与告诫，通过洛阳传向天下诸道，意思大概相同，朝廷又要进行吏治整顿了，都小心些，收敛些，规矩些，屁股要擦干净，别让人抓住把柄......

　　而接下来的动作，果然让人感受到彻骨的寒意，刘皇帝下令，由皇城、武德二司，抽调精兵强将，来负责这次整治运动。

　　吏部、三法司这些相关律政、监督机构，全部被摒弃在外，这可引起了洛阳上下一片哗然。过去的几十年，刘皇帝不止一次在事实上，践踏朝廷典章制度，破坏政治潜规则，但像此次这般，明火执仗、毫不掩饰，还是第一次。

　　即便是当初对西北官场的清理，虽由武德司牵头当主力，但明面上，也有三法司在背后支持辅助，武德司干脏活累活，负责调查取证，抓捕送堂，刑部大理负责核议审判，不少司法官员也是深入地参与其中，不论如何，在明面上朝廷司法权威是得到维护的。

　　但这一次，情况显然不一样了。不少大臣，都感受到刘皇帝此举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但却无人敢冒头，即便是李昉、赵匡义这些宰辅大臣，哪怕心中忧虑不满，也都保持着缄默不言。

　　当然，任何时候，都是不缺那些忠心耿耿、敢于犯颜进谏的忠臣，在这种时候，素来耿直的王禹偁又站出来，领着一干言官御史谏阻刘皇帝此举，态度十分强硬，言辞格外激烈，直言刘皇帝以皇城、武德二爪牙肃清吏治，是坏法乱国之举，是开一个恶端，不利于朝廷稳定，人心安定......

　　翻来覆去，就是那番说辞，吏治之整顿，治安之肃清，自有有司作为，弃朝廷司法职能而用特务政治，名不正言不顺，剑走偏锋，伤人伤己，必然造成恶果。

　　不得不说，收到王禹偁谏章时，刘皇帝是分外恼怒的，多少年了，还从没有哪个臣子，敢这么指责他的用人为政。

　　即便刘皇帝知道，王禹偁所言，是出乎公心，但心中被撩拨起的那口恶气，却是怎么也咽不下去。过去，刘皇帝欣赏王禹偁，对他多加包容，除了知道他性情如此之外，也因为他不畏强权，敢于为民请命，在王禹偁当都察御史期间，可弹劾过不少勋贵、大臣。

　　王禹偁，也算是刘皇帝在朝廷内树立严风正气的一个典型，但这不畏强暴的对象变成刘皇帝自己时，那怒火是怎么也压不下了。甚至于，觉得王禹偁是恃宠生骄，卖直取忠，连李昉、赵匡义那些宰相都不敢贸然发话，一个小小的王禹偁算什么东西，敢如此狂言放横，简直就是藐视君上。

　　刘皇帝心气不顺，念头不通达，自然就要有人倒霉了，板子很快就落下来。杀头当然不至于，刘皇帝虽然乖戾，却也没到胡乱杀人的地步。于是，王禹偁被贬为沙州知州，到西北吹沙子去。而与他一并上表进言的官员们，一个不剩，全部被打包贬到新规划的高昌道与安西都督府去任职，也算是帮吏部完成了一些人事指标。

　　王禹偁在朝中地位不算高，即便在都察院内部，也只是四五把手，但他与同僚们的下场，却极具警示意义。有此为鉴，再无人敢就刘皇帝“坏法”之事进行劝谏了。

　　以刘皇帝表现出的强势态度，要是宰相敢劝，他就敢再罢相，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当满朝寂然的时候，事情就好办多了，即便有阻力也不怕，刘皇帝是从不怕砸碎规矩的，规矩若是难搞，他就搞人，谁冒头就打击谁，这是他权威所在，无人敢忤。

　　而皇城、武德二司的第一步动作，针对对象，恰恰是朝廷的司法监察系统，从刑部到大理寺，再到都察院，一名名官员被查处出违法乱纪的问题。

　　这些对大汉律法最熟悉，具备高度解释权的官僚，由于多了一个知法犯法的罪过，在处罚上，往往罪加一等。罪行严重者，给国家、百姓造成严重损害者，直接判死，并且，都不需等到秋冬统一执刑，再像过往一般，找上一堆贵族官僚去观斩。

　　刘皇帝也发现，次数多了，贵族与官僚们体内都注入了一些“抗体”，效果也不像当初那般显著了。因此，勾判之后，即斩。当然，或许是刘皇帝自己也知道，要是再搞集体处刑，只怕到时候洛阳市内的刑台位置都不够......

　　花费了一个多月，司法系统基本被清理一遍后，开始蔓延了。在刘皇帝的授意之下，“整治专署”从三法司吸收了大量熟谙律法、审判的行家里手，扩大阵容，把獠牙利齿，转向其他部司。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由里及外，从中枢到地方的吏治澄清运动，正式开启了。这一回，刘皇帝的杀性真的大，或者从一开始就打算通过严刑峻法，通过最直接的暴力手段，把大汉积攒了几十年的弊症给治一治。很多过去或许只是降职免官流放的罪责，在这一场整饬中，都可能丢了命。

　　造成的结果就是，从四月到五月的两个月中，洛阳诸市，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官员被执刑杀头，洛阳百姓，初时还是反响热烈，吃瓜看戏，看到那些手握权力高高在上的贵族、官僚倒下，实在是舒服。然而，见多之后，就习以为常了，然后麻木，然后恐惧。

　　至于贵族与官僚们，那就不是恐惧就能形容的了，时刻被恐怖所包围着，能够问心无愧者，实在少数，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建国以来，真正人人自危的情况，在大汉朝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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