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请辞？”垂拱殿内，皇帝刘旸眉头微皱，意外地看着拱手肃立于御前的鲁王刘暧，低沉的声音中的隐隐透着些不满。

        没错，就是鲁王，就在今岁夏，皇帝刘旸又给他的兄弟们加赐恩典了，当然针对的只是部分人，其中刘暧以辅弼有功晋鲁王，刘昭则以世祖嫡子之尊晋燕王，同时还有十五皇弟刘晅赐蜀公，十六皇弟刘曜赐韩公。

        至此，世祖皇帝所出一十六子，悉有名爵。刘曜排名老末，年纪轻，封爵就是单纯的恩典，相比之下，十五刘晅就要悲催得多了。

        早就到了封爵的年纪，只是因为当年忤逆世祖皇帝之意，做了不愿分封救国的出头鸟，被单拎出来敲打，杀鸡儆猴，再加上后来惠妃的求爵言行触怒先帝，以致于刘旸都登基了，刘晅还是没名没分的，处在一种万分尴尬的境地，在京畿上层权贵中时刻抬不起头来。

        说来也是心酸，刘旸这道恩典落下，总算是解决了刘晅的尴尬，使二十四岁的刘晅，终于能够“抬头”做人。

        对刘晅的遭遇，刘旸当然也有所同情，觉得先帝责之太厉，但示之以恩，目的显然也不那么单纯。

        收买人心自是其一，至少刘晅母子自此对刘旸是千恩万谢，惠妃更是逢人就夸今上英明仁德，在京畿贵妇圈子里，不断替刘旸扬名。同时，惠妃毕竟姓符，是孝贤仁皇后的亲妹妹，是刘旸的二姨，冲这份关系，徇点顺水推舟的私谊也无伤大雅。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私情方面只占刘旸决策因素很小一部分比重，在封赏诸弟的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隐晦，却更为关键的原因：太子。

        毋庸置疑，关于太子的选择，是刘旸上位之后面对的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并且避也避不开，从他登基开始，角力便从明里暗里各方面地展开了。

        早在世祖皇帝时期，东宫之中就已经不大安宁了，太子妃与赵妃之间，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慕容氏、赵氏两股军政力量，明争暗斗，是不亦乐乎。

        不过那时候斗争的范围与烈度都有局限，毕竟上头有世祖皇帝镇压着，真闹得狠了，不只自身要挨板子，太子也得跟着吃挂落。

        当然，慕容太子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产下皇子，以致于选择收养萧妃所生刘文济，也就导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宫内的斗争都表现在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上。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要从太子妃诞下嫡子刘文澎开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从那时起，太子妃就和当年的符后一般，大义光环在身，无可动摇。

        相比之下，原本赵妃最大的“依仗”，就不那么可靠了，毕竟，在大汉的礼制体系中，嫡庶有别，始终在长幼有序之前。

        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比起世祖皇帝的“不偏不倚”，刘旸则始终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中，态度有些摇摆。

        一方面本能地拥护嫡长制，一方面又对两个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年长皇子寄予厚望，后者倒也与世祖皇帝某一阶段的心理和契合。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在登基之前，没有对立太子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大典之上，也只确立慕容氏为皇后，太子之事只字未提。如此决定，就是想再等等，多看看，容后再议。

        太子毕竟事关国本，册立太子也不单单是确立名分的问题，给了名，还要给权的。想想他在册立太子之初，东宫的配置吧，牵涉到朝局，引起帝国中枢权力体系与分配变化，那是一定的。

        如果是那样，在许多朝政大事上，尤其是人事问题上，刘旸就不得不多一层顾虑，所谓投鼠忌器，又何必将自己置于那种尴尬境地。

        或许也是作为一个帝王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自身权柄的切分，何况，他这皇帝才干多久，才刚开始过瘾，他也春秋鼎盛，何必急于一时.

        另一方面，不急于立太子，也是对继承者的一种保护。太子，历朝历代都是不好做的，作为一个当了近三十五年的太子，在这方面刘旸可太有发言权了，最终能够闯出来，黄袍加身，修成正果，那都是大毅力、大智慧、大忍耐的结果。

        一者属意难定，二者为自身权柄，三者避免党争，基于这三点原因，刘旸向朝廷释放了明确信号，太子问题暂且搁置。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厢情愿，刘旸想往后延，但其他人却不那么想，也难如他意。过去的半年多，宫里朝上，不停地有人在他耳边念叨提醒，不停地有人上书进言：早定国本，以安人心。

        而从那些纷杂的人事与谏言中，难辨忠奸善恶，看得到的只有叵测人心、利益苟且。其中，除了那些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嘴以显示存在感的清流学究之外，表现得最为迫切的，却是以赵匡义、赵德昭为首的赵氏集团。

        在这事上面，他们没什么好遮掩的，身处在那个位置，也遮掩不住，且不说赵匡义的政治野心有多强烈，就算他淡泊宁静，身后也免不了有一堆人推他出来，带领大伙去争。

        赵氏，代表着的早已不局限于赵家，还有一大波勋贵、官僚的利益。世祖皇帝当初虽然对赵氏兄弟有所打压，但终究没有下死手，也就导致赵氏始终在大汉内部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掌握一部分话语权。

        赵匡胤在军，赵匡义在政，这俩兄弟几十年积攒的实力与底蕴任谁都不敢小觑，尤其是赵匡胤，虽然他本人以及同时期的老贵们大多已经离世，但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这股军政势力集团却保存了下来，发展壮大，并且盘根错节。

        当然，这并不能够算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军政联盟，内部也有分歧，凝聚力也没那么强大，否则以世祖皇帝的脾性，下杀手都是有很大可能的事。

        只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利益需求一致，就比如太子问题，大伙的支持力度就要强些，也能尽量往一块儿使。

        毕竟，大汉帝国虽大，但最上层的权力与各种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蛋糕没法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就得互相抢食了。

        到如今，同一张餐桌上，皇室的餐盘自然最大，东西最美味，而剩下的每一家，盘子也基本固定了，想要有所突破，要么继续向外扩张，要么就从同桌的盘子里抢食。而相比之下，后者或许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但收益也同样更高。

        对于以赵氏为核心的那一批贵族、官僚来说，把赵家生的皇子扶上太子之位，日后再继承大统，那回报必然是可观的。

        当然，对于权贵们而言，一条道走到黑是不可取的，一旦事难竟成，直接跳船下车也是理所应当。但至少在初期，会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基于此点，赵匡义在朝中调动攻克“太子”这道难关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另一方面，作为世祖皇帝遗留的历史问题之一，大汉庞大的功臣勋贵集团，各种利益集体是很多的，形势也很复杂，并不只他一个赵家

        至少作为太子之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慕容氏，其份量可一点不比赵氏轻，实力与影响力甚至犹有过之。如果仅论势力大小，那是没个具体标准的，各有优势，算是旗鼓相当。

        但从始至终，慕容氏在事实上是压赵氏一头的，慕容延钊是元从老臣，是大汉早期的统帅，赵匡胤不管后来功劳有多大，都是后来者。

        便是不提上一辈的功勋成就，只看二妃，一个是正室，一个是侧妃，尊卑主从，名分早定，这就是慕容氏在此次斗争中最大的底气，来自大汉礼制赋予正统性，比起赵妃，具备天然的优势。

        正因如此，赵匡义才会显得那般急迫，他可是一个修习道义礼法的传统文臣，也太清楚那套深入人心几十年的礼法有多顽固与强大，如非立场利益原因，他是绝不会想着去挑战，毕竟属于逆势而为。

        同时，只有早早地争取，他们成功的可能才更大，至少当下，刘文涣还占个“长”字，“贤”的一方面，也在世祖晚年有所表现。刘文澎在不断长大，倘若不奋起直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文涣的竞争实力只会不断衰减，优势将逐渐被拉平，而对方将始终占据嫡子的正统地位，这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因此，在刘旸登基以前，赵匡义就在暗中谋划了，等大典之后，更是活动频繁，多方奔走，串连联合，发起一场“立太子”的政治活动。

        初春之时发生在大汉朝堂上的关于封国、诸侯王的争斗，赵匡义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进去，表现得漠不关心，就因为他把所有的注意力与精力都放在“立太子”这桩大事上了。这才是大格局，这天下，还有比“争国”更让人心潮澎湃的投资吗？

        也是同理，慕容氏那边整体上则要克制得多，为之做整体谋划的，自然是吏部尚书慕容德丰了。

        事实上，对于推动立太子一事上，慕容家与赵家态度是一致的，尤其是慕容皇后，也希望早早把名分定下，免得给赵氏母子机会，毕竟人心难测，迟则生变，早点把蛋糕放到自己盘子里才是正理。

        因此，宫廷里边斗争太多，干预太多，也就使得在那段时间内皇后与赵贵妃都让皇帝刘旸感到厌烦。

        朝臣中，论对皇帝的了解，首当其推，乃是慕容德丰。在观察一阵后，他是极力劝说皇后，不要过于逼迫刘旸。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喜欢被人逼着做决定，慕容德丰更知道，皇帝刘旸虽然是一个宽厚仁慈之主，过去常被世祖皇帝批为“迂腐”、“没有魄力”，但实则是个主意很正的人。

        在皇帝已经表露在立储上的态度之后，对慕容皇后“拱火”的行为，慕容德丰是几度劝说，方才安抚下来，他的说辞与赵匡义的想法倒是一致的。

        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方的，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有利，如果立一个五六岁的娃娃为太子，能够轻易被对手掀起争议，但若过个十年，这种争议性将直线下降。

        因此，事不可为，又何必去触怒皇帝呢？皇后真正需要做的，是保护好小皇子，并悉心培养，只要不犯大错，任赵氏如何动作，都难动摇他们的地位。

        毕竟，多做多错，若是过分了，且不说皇帝如何英明，他们慕容氏也不是吃素的。

        在争储的问题上，慕容德丰算是毕竟理性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个认识，而慕容氏那一大派系，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宫里的皇后，宫外的卫国公慕容德业，还有一些慕容氏的头头脑脑，总有不听劝，或主动、或被动卷进其间者。

        当然，也实在是赵匡义搞出的阵仗太大了！就在那个春季，从功臣勋贵到朝廷大员，从京城职官到地方牧守，足有上百人陆陆续续给刘旸上表请立太子，其中有很多人份量都不轻，只要一扩展，都能追溯个功勋卓著，牵扯出盘根错节的关系。

        而这些人，虽然没有一个字是提立刘文涣为太子，但字里行间，都是那个意思。

        赵匡义的手段，他是一眼看破，这种不是逼宫胜似逼宫的行为，深深地触怒了他。而紧跟着下场的慕容氏，则分担了一部分怒火

        眼瞧着双方争执愈发激烈，甚至逐渐演变到互相攻讦挑刺，刘旸也忍耐不住了，直接找由头下诏申斥赵匡义与慕容德丰。说来也有意思，两三个月内，雍熙宰相们几乎是轮番挨皇帝训。

        伴随着的，是刘旸对两方“主力成员”的敲打，罚俸的罚俸，夺权的夺权，降职的降职。如此一来，眼见皇帝是真的主意坚定，不欲立储，双方这才消停罢战。

        但是，“元年夺储”这场风波的影响，却在不断扩散蔓延，几乎贯穿整个雍熙朝，只不过，后续的斗争，不再像此次这般当面锣，对面鼓。当然，明争转为暗斗，刀光剑影，冷枪暗箭，最是伤人，各种鬼蜮技俩，也层出不穷.

        就当时而言，便已然影响到朝局。首先，宋白谪迁青州之后，继任人选，初拟为赵匡义举荐的吏部侍郎贾黄中，最后被刘旸否了，改为前开封府尹刘继昌。

        刘继昌可算是因祸得福，因为“延康街事件”引发的后续恶劣影响，他可被刘旸冷落了一段时，上，上不去，退，又退不回。平调洛阳府，也算是不幸中万幸，至少还加了个内阁大学士的头衔。

        赵匡义没能如愿，慕容德丰同样吃了个不小的瘪，首先贾黄中这个“赵党”没能赶走，同时他提议的以符昭愿继任辽东布政使，最后也没能通过，刘旸最终选择了河南布政副使郑起，以其在河南税改的突出成绩。

        显然，不论什么理由，赵氏、慕容氏两家都没能讨得了好，都迎来皇帝的强力敲打。

        不过，赵匡义却没有想象中的失落，事不成固然让人失望，但同样的，他从皇帝态度中更加清晰地捕捉到了那丝迟疑，而这份迟疑，便是刘文涣与赵氏的希望。

        后续的事情，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刘旸对三个皇子同时赐爵，晋刘文涣汝阳郡公，赐刘文济临淄郡公，赐刘文澎太原郡公。大概是觉得只封三个儿子不太好看，刘旸又顺带给几个皇弟加了爵。

        虽然太原郡公明显重于其余两个皇子，那毕竟是大汉的龙兴之地，但哪怕有所偏向，三皇子、三郡公也恰恰说明了皇帝刘旸的犹豫。

        而综整个过程，刘文济都是个小透明，几乎没有人关注他、在意他，他与其母萧庄妃也如常保持着低调，连看热闹的心思都没有，最后，倒白捡了一个临淄郡公的爵位。

        “太子之争”的折腾，同时也让刘旸有些心累，从柩前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朝廷内部是几番风波，还都不小，等当上皇帝，他才真正发觉，大汉帝国的这些权贵们，究竟有多少的“活力”，究竟能多折腾，折腾起来又究竟有多厉害

        刘旸只想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把心思用在治国上，踏踏实实地匡正世祖皇帝留下的一些弊病，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实事，但是，实在太难了。

        刘旸终究不是世祖皇帝，一旦不愉，能够随时掀桌子，并且承受那种破坏规则的反噬，但刘旸显然不行，便是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魄力，骨子里就不是做得出那种行为的人

        当然，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刘旸的皇位还是越坐越稳，权威也在时间的流转下逐渐树立，对中枢权力与人事也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鲁王刘暧被他拜为中书令，主掌全国政令，必须得提一句，综世祖皇帝一朝，都没有人担任过中书令一职，过去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就已经是政事堂宰臣了，可见刘旸对刘暧的看重。

        事实上，刘暧作为皇室代表，居政事堂一席，就是对外廷的一种平衡措施，不管是当初的世祖皇帝，还是如今的雍熙皇帝，都乐于这样的手段。

        并不期盼刘暧能够什么突出的作为、卓绝的政绩，但只要他占据着那个位置，就已经发挥着作用。

        但是，今日刘暧却突然来向皇帝请辞，刘旸哪里能够接受，并且第一时间就怀疑起个中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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