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二年春二月，皇帝下诏，康宗梓宫起行，南下汝州，葬于平陵。至出发时，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太宗陵寝位于泽州，曰元陵。）

        而随着刘文澎下葬，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返京不久，刘文济即下了一道“宣政诏”，明示天下，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

        诏文很长，内容很多，但精炼下来的意思，却清晰简练。总的来说，就两句话：罢平康之政，匡康宗之失。

        过去的一年，朝廷在运转上，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但比起平康时代，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自皇帝以下，所有忠正之臣、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以为殷鉴。

        关于这方面的事务，前前后后，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仅从奏章上看，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可谓痛定思痛。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但这股风潮，他却在默默地推动，写得好的，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交由宣慰司刊发。

        因此，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来表明心迹，阐明用政思想，自然起到不同凡响，拥护者甚多，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

        然事实上，即便已经坐稳皇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他只是在康宗“无为”的基础上，增添那么一些微的“有为”。

        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禁奢靡，倡简朴，废大工，树新风。

        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严厉打压，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至于私财，只做提倡，未有强令。

        废大工，单指康宗的“水晶宫”构想，自其驾崩之后，就停工了，民夫被发还，建筑物料废置，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在停工的情况下，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还快活了半年多。后来遭人举报，尽数被杀头。

        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毕竟先期投入巨大，湖都已经掘出来了，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沉没成本太高，为免浪费，可修建完成，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

        然而，经过审慎思考，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

        于是，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而烂尾的工程，荒废的人工湖体，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

        至于树新风，则是针对康宗时期，尤其是后期时，朝廷上下，权贵内部，诸多纲纪废除，斗争无度的现象，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严肃律令，整饬违法。

        当然，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风纪败坏起来很快、很容易，但要扭转，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强的权威，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杀足够多的鸡，儆更加多的猴

        即便刘文济的“新政”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但沿着既定的规划，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并巩固起来。

        皇权交接，新旧朝更替之际，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科举大士。需要提一嘴，依常制，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

        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因为他发现，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

        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他对付起人来，还往往抓得住重点，打你要害。然而做出的事情，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正欲澄清，何增新员？

        坊间有传闻说，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一时激愤，气死了.

        因此，对于帝国天下士子、广大僚吏来说，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此举注定收获人心，为天下士林、僚吏、学子所拥戴。

        同时，本次贡举，也是自开国以来，历届常制举中，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足有八千多人，可谓一时极盛。

        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为大考总监。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由两浙道上调中枢，拜相，这固然是一种“回报”，同时，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这样的官衔，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通过这项任命，皇帝也表明他对“德育教化”的重视，或许，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

        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乃是兖国公王增，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

        而王增履任之后，兴奋之余，也更加卖力，毕竟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

        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方方面面、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邸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谦和、宽容、礼贤之言行。

        康宗下葬，宣政诏颁，王增又组织人手，开始仔细研读、分析、审量，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宣报之上，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

        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毕竟平民百姓、市井小民，谁关心这些啊，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当然，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

        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自然很中皇帝之意，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当然，王增的一系列操作，也饱受非议，毕竟过于逢迎媚上，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相比之下，王增今日之表现，岂不有辱先祖声名。

        对此，饱受过“家道中落”苦楚的王增，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比起那些非议，跻身中枢，光耀门楣，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帝国上下，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提起先祖呢？

        此番春闱，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为大试副监。同时，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秘书监朱祺为监考。

        杨亿与朱祺，一個是传统的博学鸿儒，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

        主监考的阵容，可谓豪华，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德育、取士的重视，而与以往比起来，今年的春闱，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积极向上，又让人耳目一新。

        从结果来说，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诸科加起来，足有428人被录取。当然，比起参考人数，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

        同时，在取士上的分配，刘文济也深得世祖、太宗之真传，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

        事实上，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实践，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毕竟进士、明经太卷，竞争太激励，考取难度太高。而明法、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也容易被接受。

        相比之下，农工医算四科，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其他三科，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世祖、太宗推了这么多年，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终究是有限的，除了社会意识、文化氛围、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而这个上限，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真正获得大发展的，只有一个科目，那就是明法科，尤其在太宗朝，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明法时代”，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

        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在承继先帝遗志，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他又默默推动“明算”了，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就是重要基础，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在他看来，一个会算账的官吏，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灵活一些。

        因此，本届科考，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也达到历史之最，足有41人。

        当然，再怎么变革变化，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进士出宰相，也成为一种趋势了。至少，这么多年来，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跨进政事堂的。

        从结果来看，端拱二年这一科，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别的少提，就说一甲三人。状元蔡齐，榜眼晏殊，探花范仲淹。

        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

        从这三人身上，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但家道早衰，幼孤，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晏殊出身平平，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但他天生聪颖，幼时就能做文章，素有神童之名。

        相比之下，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入汉之后，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只可惜，范墉年命不永，去世时，范仲淹方四岁，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

        由于范墉为官清廉，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其母谢氏抚养艰难，差点改嫁。也是适逢太宗继位，刷新吏治，偶尔听闻，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清贫如厮，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了解其情后，太宗深受感动，责令苏州府出资，供养母子所需。

        如此，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谈不上富贵，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再加其母勤劳，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

        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十八岁的时候，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三年学成，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数年寒窗苦读，博习经典要义，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

        后回吴县，顺利考取贡生资质，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终于端拱二年，一朝及第，成为探花郎。同时，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列明法科第九名。

        而进士一甲三名，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蔡齐时年28岁，晏殊25岁，范仲淹27岁，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暮气”。

        背后促成此事的，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陈尧佐那些人，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

        而这届科举的结果，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除了攻击“专科取士”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能力”的。

        有一个人的意见，比较让刘文济意外，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他说了一句怪话：天下精英，头甲三人，其二出于东南，北士无人耶？

        蔡齐、晏殊、范仲淹三人，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也被没安排到三馆、翰林院去编书、写文章、磨砺心性，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担任内阁伴读。

        这样的待遇，于三者自是大幸，三人也由此，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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