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正统二十一年，贸易依旧是上海最重要、最频繁、规模也最大的经济活动。在国内，西及巴蜀，北至幽燕，大汉的客商们通过便利的江河湖海将帝国各地的土产、财货汇集而来；

    在海外，数以十万计的海商群体，跨海横波，将汉家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一切可用于帝国士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本土输入，以换取紧俏的帝国商品。

    到如今，忙碌的南洋海外贸易线上，各类香料、珍奇、木料、海味，依旧是向帝国本土输送的主流商品。不过，比起几十年前，品类要更加丰富了，稻米、糖、食盐、煤炭也渐成主流，而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汉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经过前后近百年（把世祖时期的军事征服算上）的开拓发展，南洋诸国终于成长了、壮大了，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市场需求，对经济活力，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即便以帝国的地大物博，对于海外资源的需求，也仿佛没有地尤其是米与糖，在这两者方面，帝国生产力的提升，根本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带来的需求。

    在粮食的输入上，帝国朝廷甚至专门施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众多从事海贸的粮商自南洋各国贩运粮食，到正统二十一年，粮食入关关税，已然一步步降至两厘了。

    这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也跟帝国快速发展的运力有关。现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汉福船，往返一趟，粮食少则能拉三千石，多则五千石。以上海当前斗米45文的价格，一趟单边就是两千多贯的，而从南洋的购粮成本，要远远低于国内。

    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粮食输入上，给予如此大的优惠，自然不是顾虑到民生疾苦，至少不全是。起因还在于发生在正统六年至十一年间的灾荒，河北、江淮接连大旱，造成了河北的王则起义，以及两京粮荒。

    河北乱事再凶，死再多人，自有衮衮诸公，为之戡定，但两京缺粮，可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可给帝国辉煌的盛世画卷染上了难看的墨迹。

    当年，为了缓解粮荒，朝廷不断从各地调粮，投入了极大的成本，甚至使关陇、川蜀也陷入粮价高企，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乱。

    而在众多办法中，朝廷诸公发现，唯有从海外购粮，看起来是后患与反噬最小的一个办法。不过，念及汪洋波澜之不便的，为鼓励商人，在时任尚书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进一步降低粮米入关关税，一直到如今，南洋稻米都保持着最低的关税，只此一家。

    相比之下，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蔗糖，关税则保持在5-8厘的水平上下浮动，而诸如香料、煤炭、食盐则还要更高，象牙、玛瑙、珊瑚、珍珠、翡翠、贵木等带有奢侈属性的商品，还要更高。  

    帝国海关在关税上的分级设置管理，也是从正式从江海关这里落实的，王安石主持江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力措施，极大地改良了商品关税结构，给帝国财税增收。

    在南洋粮食输入的大背景下，海商群体中，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粮商巨头，不过，能吃这碗饭并做大的，总与权贵撇不清关系，不是帝国权贵，就是封国上层。

    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气候优势的安南、林邑二国，则“南粮北输”的主力国家，因为二国产出更多，宜耕土地更多，一年三熟，并且距离还更近，海运更方便。

    也正因如此，在经过六七十年的“长跑”之后，安南、林邑二国，藉此脱颖而出，成为南洋诸国中，国力最强的两“大国”。当然，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毕竟从一开始，两国便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封国。

    在大宗输入的商品之中，食盐是最特殊的，因为帝国内部的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其在帝国财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最初打这项主意的，乃是勾吴国（世祖七子刘晖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们有晒盐的传统，盐与香料，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

    后来，北鲁国（世祖八子刘暧之后，封国在北菲律宾）也参与了进来，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大，给帝国东南盐市，造成了严重冲击。

    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忧虑，上了一道奏章，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然后，在时任尚书令曹伦、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推动“外盐入关”。

    曹伦，乃曹彬之孙，曹玮长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统二朝，可谓显贵。按照“原则”，范仲淹罢相之后，当以勋贵之后秉政，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

    曹伦上位，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当然，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改主财政司，权势依旧。

    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来自以吴、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

    当然了，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同时，比起沿海走私，风险更小，规模更大。虽然因为产量、质量的缘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价格便宜啊。

    外盐的输入，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盐贵”、“盐商”、“盐帮”势力的一种冲击。同时，市面上供应多了，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  

    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斗盐仅71文，这水平，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盐改”上涨后的价格了。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

    然而，由于资源的集中，上海从来不少物资，这也能反应出，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最显著的，便是两京了，若非朝廷顾及脸面，极力压制与调控，物价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情况就要严重地多，因为天灾人祸，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

    事实上，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从盐价的下调上，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然，即便“吴盐”、“鲁盐”乃至“雍盐”、“越盐”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脏盐”，最终的去向，也是帝国州县乡镇。

    南洋封国的产盐，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有钱即卖，而帝国的底层，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也不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钻山村，下乡野，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

    至于煤炭，从世祖时期起，便由贵及贱，由北及南，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帝国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开宝晚期，“蜂窝煤”诞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谁都看得出来。随着技术的广泛传播，北方各地都诞生了大量“制煤场”。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开采与运输两方面的限制，国内主产区在晋中与汝许，交通上是一言难尽，很难覆盖全国。因此，煤炭价格常年以来居高不下，也很难使蜂窝煤走入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之家。

    而帝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尤其在冶炼事业上，煤炭带来的热值效益，是极其显著的。有市场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来满足这种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国，不管是南梁国（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岛上的雍、越二国，还有吴国，都拥有大片的露天煤矿，储量惊人，极易开采。

    随着南洋煤炭的大举输入，帝国南方，尤其是作为经济核心的东南道州百姓，终于能够用上平价的蜂窝煤，享受着汉家儿郎大举开拓带来的福利。

    当然，从海外各国，输入帝国本土的资源，远不止于此。通过这些丰富的贸易活动，也能反映出各国的发展与积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统时代，于汉帝国而言，在资源上依旧是输出大于输入，因为，帝国拥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资源了，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

    丝绸、瓷器、茶叶，这老三样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铁器，武器，包括书籍、技术，乃至人口，这些东西，同样是海外诸国急需的。并且，随着市场的开发成长，也不断增长.

    由世祖皇帝亲启，由太宗皇帝及刘姓诸侯巩固传承，由无数大汉儿郎乘风破浪、垦殖开拓，穷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统时代彻底蜕变、爆发的海上贸易规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战略给整个东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汉帝国与南洋诸国会成为为如今的形态。

    作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们，财富由此而生，纷争由此而起。平心而论，帝国海外贸易的长盛不衰，也与随之诞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海市，显然是这些人的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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