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供“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到人类消灭，爝火熄尽，这句话也是真理。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现象”，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工资也就三百元吧——而我们家处洛阳，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父亲“进步”虽慢，然而资历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亲的，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怜而无害，一般来说，如杨白劳那样，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杨白劳也有强项，他的女儿太好看——这一条比人强，所以招来无妄之灾。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在洛阳就受排斥。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冒尖，收入丰厚。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他妈的！”人们如此想，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做一个人就真难！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区食堂打菜，红烧肉、木须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现在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见过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爱明姐”的印象比较深，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大人们忙他们的，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场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脚”，告诉我“你是城里人，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爱和我一块玩，这就行，印象深。对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用玉茭秆做的“琴”也能弹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十二年后，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仅录取三名学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墙上挂的父亲的照片，爱明姐说“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说“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说“那是俺舅舅”——这样，他们才彻底“弄清关系”。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领导着他那个“系统”红色家族。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舅表兄马聚财务农，只是生活有点困难，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吴爱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顾，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我的印象，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说“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的感受，比较实际的情况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哪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怅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余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分区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作如是说。也许他们曾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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