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神王权威”得到强化。

在“泰式皿煮”体制下，总理的“法王权威”与国工的“神王权威”相辅相成，因此对提高拉玛9世的“神王权戚”，沙立始终不遗余力。在礼仪方面，沙立统治集团恢复了早在拉玛5世时期就已废止的晚拜礼，要求国民觐见国王时必须匍匐跪拜，并恢复了1932年皿煮革命后废止的春耕节仪式、卡辛（即国王布施僧袍）仪式、佛诞节仪式等传统的庆典仪式。在官府方面，沙立官府将国庆节从先前的6月24日（即披汶统治集团推翻专制王权的纪念日）改为12月5日（即拉玛9世的生日）；而且从1961年起，将拉玛9世的新年致辞作为正式的官方行为，使之成为正治惯例。在军队方面，沙立统治集团定期举行大规模的军队效忠国王仪式，沙立本人更是在1963年过世前还抱病参加效忠仪式；恭请国王出任第1步兵团、第十1步兵团、第1骑兵团、第1炮兵团、第1工兵团的荣誉指挥官，并将这些暹罗6军的王牌主力团纳入王室侍卫的编制序列。在法律方面，沙立统治集团在《刑法典》中增设“冒犯君主罪”，规定任何对国王的诽谤或诬蔑都将受到刑事处罚，从而使1959年临时宪法有关“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规定得到了具体贯彻。

其次是“法王权威”有所增加。

尽管在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核心利益领域，沙立并不允许王室保皇派涉足，以免影响其“独裁”的正治权威和统治地位，但在其他次要领域，沙立却不像披汶等民党首领那样严防死守。在沙立看来，拉玛9世有限参与国家事务，将有利于提高国王的社会权威和影响力，从而为沙立统治集团维护传统社会价值观，特别是“反供防供”提供正治助力。

对此，沙立曾在1959年庆贺国王寿辰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国内都已明确意识到，陛下在国家事务中遵从国君十德，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者。陛下高瞻远瞩，并且诚心关切国家发展。革命体制成立经年，通过革命之新模式和新计划，陛下的雄才与勤政之名已得到彰显。陛下勉励微臣与同僚为国家之发展和人民之幸福而忠于职守。陛下的所有想法都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并为官府提供了持久的激励。恭请陛下宽恕微臣的冒昧，以诚心表达臣等心中对您的仁慈与意志的理解与钦佩。陛下拥有令万民景仰之德行。陛下深入乡村视察之举，使万民归心。无论种族与信仰，万民皆顺陛下之意而喜乐，思想多元与国家分化之困扰得以缓和。除陛下外，无人有此大德。陛下之行止深合先工朱拉隆功之道。民心可知，陛下深受万民爱戴，必将名垂青史。对6下的爱戴与崇敬并不限于国内。外邦友人亦仰慕陛下之德行。外邦使节有幸觐见陛下者，皆宜扬陛下之名。如今已是4海尽知暹罗有幸得1明君。据此，微臣断言，来年陛下之国事访问，必将有益于暹罗及对外关系。”这也意味着，由于沙立的正治立场，从而为日后拉玛9世逐步积累“法王权威”创造了条件。

出国访问是拉玛9世参与国家事务的最初尝试。沙立缺乏海外留学经历，而且出身行5，因此不仅外语水平不高，而且在外交的礼仪风度方面也颇有欠缺，常被视为“野蛮”的军阀。相比之下，拉玛9世出生于霉国，早年在瑞士求学，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外交礼仪，并且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拥有深厚素养、这就使得拉玛9世成为暹罗外交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权威共生”和“正治共赢”关系的存在，使得沙立在掌权时期，并未像政变团那样对拉玛9世的出访严加防范，而是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恰如沙立在1960年拉玛9世出访欧美14国前所言，“国王与王后此次出访要远离暹罗数月，官府和人民都非常担忧。但考虑到御驾出访是王室惯例，既往国君也曾亲力亲为、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与友好国家增进了友谊。因此微臣、官府和人民对国王陛下此次长期出访、并未施加任何阻力”。

从1959年到1963年，拉玛9世先后出访了23个国家。这不仅为暹罗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改变了西方对沙立军人统治集团的负面看法，而且也为拉玛9世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成功消除了民众对国王能力的忧虑。

通过出访积累必要的社会声望和正治威信之后，拉玛9世开始将精力投入国内事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玛9世就很少再踏出国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逐渐成为拉玛9世的主要关切领城。他将每年5月8日定为“农民节”,并发布诏令，号召全国民众重视农业。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农业技术改造，在吉拉达王宫开垦试验田，修建奶牛场、养鱼塘，开办碾米厂、糠饼加丁厂和奶制品厂，并向农民开放，提供技术服务。他每年都要有近半年时间深人边远贫困地区巡视，并从王室财产中出资兴办“皇家工程”，为贫困地区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并将王室的御产田地赏赐给平民耕种。年复1年的坚持付出，为拉玛9世赢得了国民的尊重，并被誉为“农业国王”。

与此同时，拉玛9世与私人部门的新兴利益集团特别是曼谷政商集团的关系，也在互动交往中逐步密切和加强。沙立推动经济转型后，私人部门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但是，传统“富不及贵”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于是，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沐浴拉玛9世的荣光，也就成为新兴利益集团借以提升社会声望的重要途径。对王室而言，通过主持婚礼、参与庆典、宫廷觐见等方式，接纳新兴利益集团的效忠与供奉，不仅有助于提高国王的正治威信，而且也有利于拓展王室1保皇派的社会庇护制网络，扩大王室的财源。据统计，从1963年到1971年，王室接收的各界捐款高达1.2亿泰铢，从而有力推动了“皇家工程”的实施。

盘古银行不仅是曼谷政商集团的领头羊，同时也是沙立威权统治集团的最大金主，拉玛9世通过1些特殊的隐秘渠道，已然是隐约猜到了沈万福这1位民间佛子与曼谷政商集团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拉玛9世才会极其‘欢迎’沈佛子重临曼谷！

尽管在“泰式皿煮”体制下，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是共生和共羸的正治合作关系，但问题在于，军人集团在合作过程中，长期处于正治权力的主导地位和相对收益的优势地位，这就势必会引起被迫扮演依附者和弱势者的王室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

沙立掌权时期，双方正处于正治合作的蜜月期、正治裂痕尚不明显。这1方面是由于王室保皇派还未走出正治低谷，更为重视恢复性发展，根本无意也无力与强势的军人集团在正治主导权或收益分配的问题上纠缠。另1方面是因为沙立的忠君热忱及其与拉玛9世的君臣相得，成为缓和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之间潜在矛盾与冲突的黏合剂。

沙立病危之际，拉玛9世曾亲往探视；沙立过世后，拉玛9世以黄金罐收殓其骨灰，并以摄政王之礼祭莫；沙立声誉因其所留的巨额遗产而遭到广泛质疑之际，拉玛9世相当罕见地公开表示，应当给予沙立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得是非功过盖棺论定，避免了沙立死后还被剥夺军衔和勋章的厄运。他哝、巴博两人掌权后，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的正治裂痕开始不断扩大，并在60年代末变得难以弥合。这1方面是由于他依、巴博组成的统治集团量守成规、使得王室保皇派在实现恢复性发展之后，却始终无法在“泰式皿煮”的既定层级结构下，取得相应的正治权力提升和利益分配改善。另1方面是由于拉玛9世对腐败无能的他哝、巴博组成的暹罗官府缺乏信任。虽然基于维护政局稳定的需要，拉玛9世给予他们两人依以合法性授权，任命其出任總理，但却不再赋予其毫无保留的支持，而是通常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方面，还会公开表示对官府的不满。

因此沙立必须要活得久1些！沈万福此次前来曼谷，不只是因为沙立发动2次政变后导致了暹罗社会出现剧烈动荡、因此需要他这1位民间佛子的声望与地位来抚平暹罗国民由于局势动荡而焦躁不安的内心，而他则是为沙立带来了1支专业能力深厚的医疗团队！

经过“泰式皿煮”体制下的休养生息，到20世纪60年代末，无论是代表王权的拉玛9世，还是在其周围的王室保皇派，都再次拥有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根基，从而形成了对军人权力垄断格局的革新压力，要求摆脱受制于军人集团的被动局面，重新成为暹罗政坛的独立正治力量。然而，除了沙立留下的军人统治集团、拉玛9世所代表的王室保皇派之外，暹罗国内还存在着两股强大到无法忽视、甚至可以扭转某些结局的势力——

1个是曼谷政商集团，另外1个自然就是暹罗地方上的豪强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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