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东洋国正式投降以后，教科书中有关军果主义、国家主义的内容被全部涂黑，然后才能再使用。昨天还在宣扬军果主义的教师们，突然转而对皿煮主义赞不绝口，而这1切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东洋国的很多孩子对学校乃至社会产生了不信任感。

在霉国教育使团的指示下，1947年东洋国吉田内阁重新制定了学校教育法，导入了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的单线式教育制度，这也意味着东洋国的义务教育从以前的6年延长到了小学加初中的9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东洋国官方也曾经为了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而考虑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1941年开始设置的国民学校，不仅是为了将教育内容军果主义化，也有将高等小学校阶段也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的意图。但是，国民学校开办仅4年之后，东洋国就战败投降了。2战后，东洋国的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用国民学校的思路，将其方案皿煮化之后实现的。2战前，东洋国内的大学有时会分别设置专门部和大学部，此时也统1为4年制大学（医科为6年制）与2年制短期大学。

对于东洋国教育的皿煮化，尤其注意的，是东洋国教育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

在教育的行政制度方面，为了从教育中剔除国家主义，东洋国新官府在各个地方自治体都设置了由公选产生的教育委员会，由委员会对教育实施管理。虽然教科书需要审定才能采用，但是作为教科书审定基准的教育指导要领只列出大概的要求，各学校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教育内容方面，新设了社会科，旨在培养东洋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健全判断力。为了让东洋学生习惯皿煮主义的规则，学校对学生发挥自主性的自治活动非常重视，由此产生了学生会、学生集会、兴趣小组活动、homeroom等组织和制度。

结果导致在新学制实施初期，不论在东洋国的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学生们都会就学校的规则与相关社会问题进行踊跃的讨论，这种讨论往往延续许久而迟迟得不到结论。

学校确实成了通过实践来习得皿煮主义的场所。在很多大学里，同样组织了学生的自治会，学生们能够在其中交换关于学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在2战前，即在东洋国内的学校的教科书还不是由官方指定的时候，寻常小学校也曾经举行模拟国会来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1931年‘东北事变’爆发前夕，东洋国内的高等学校和大学也会在校方的监督下举行1年1度的模拟国会。

2战后的东洋学校所进行的这些特殊教育活动，是将战前就已出现的学生自主活动作为皿煮主义教育的1环，安排进了包括小学在内的各级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中。

直到2战结束，东洋的正治都处在混乱中，因此东洋的教育也出了问题。东洋国的失控与2战前的义务教育中缺乏皿煮主义内容不无关系，战后的教育改革正是对这1点的悔悟。

2战后，东洋教育改革还将从前不纳入义务教育对象的残障儿童也纳入义务教育的对象当中，这也是皿煮化的1环；但是，那些留在东洋的韩国人的教育还是出现了混乱。

在日韩国人起先设立了1些韩国学校，对学童进行韩国语教育。因为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留在东洋的韩国人是东洋国籍，因而东洋政府曾试图废止韩国学校，这就造成了混乱局面。最终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韩国学校得以保留。

打着各种各样的皿煮化旗号，沈万福早早地就安排了堂弟沈万仞通过盛禾贸易公司与美亚控股的名义向东洋国内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种技术学校无偿捐赠衣物、粮食、教学用具等物资，同时还设立了两只在天照证券开设的贫困儿童助学基金，而这两支助学基金的首期捐款人自然就是3井系企业，经过5年（1953年至1958年）的捐助，目前通过这两只助学基金的支助得以完成学业的东洋大学生250名、高中生1600名，其中超过9成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各个3井系企业就职，这也算是各个3井系企业的储备人才了。

这还只是盛禾贸易公司与美亚控股在东京城资助的学生，如果将大阪、名古屋、京都、北海道、横滨等东洋国大都市的资助学生计入在内，那么被打上了新3井财团储备干部这1标签的学生或许超过了1万名，其中东京帝国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东洋国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占比为百分之2十，在可预见的未来，新3井系企业的中基层干部储备充裕。

在霉国独占东洋国领土的时间里，ghq虽然在东洋的皿煮化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是经济方面却成果寥寥。1948年秋天，霉国政府将东洋视作西方阵营在亚洲的重要据点，渐渐将治理的重心转移到恢复经济上来。在霉国的经济援助下，从1949年开始，东洋国人民终于可以不再依赖配给，而是通过自由交易得到粮食；停刊已久的晚间报纸也渐渐恢复发行。但是总体来说，东洋国人民在这1时期的生活还是相当艰苦。

为了恢复经济，东洋新官府为重点产业提供了大量补助，那些回国的军人大量进入东洋国有铁道等官方管控的企业就业，他们的工资同样是1笔巨大的开销。这些因素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49年的物价相比战败时上涨了200倍。面对这种情况，霉国官府在1949年派遣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前往东洋指导经济工作，而约瑟夫·道奇为了在保证经济复苏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要求东洋官府制定财政收支平衡的预算案并强化税收工作。

东洋政府按照道奇的指示对经济状况进行了整理，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但在被迫缩减国家预算之后，国铁等部门不得不裁掉大量员工，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安定。

1949年7--8月，先后发生了国铁总裁下山定则神秘死亡的“下山事件”，中央本线3鹰站的无人列车自动驶出，脱线冲入路旁的商店街，造成多人死伤的“3鹰事件”，以及在东北本线松川站附近发生的铁轨被破坏造成列车颠覆的“松川事件”。有人认为，下山事件是ghq的阴谋，而3鹰事件与松川事件则是日共所为。然而，3起事件的真相仍旧是谜。

松川事件经过长时间的审理，最终在1961年对全部嫌疑人做出了无罪判决。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日共依然显示出激进的姿态，这让ghq感到不快。从1950年6月开始，ghq对德田球1等1众日共的干部6续实施了公职追放，这1事件被称为“赤色清洗”。

幸运的是——沈万福恰好通过最亲密的盟友威廉姆·默科特得知了此事，暗中运用了1些不为人知的‘小手段’与昂贵的代价，将日共当中被ghq逮捕监禁起来的亲华派人士逐1搭救出来，并且安排这些进步人士前往华夏大6避难，同时作为东洋国内的进步势力与华夏大6方面保持隐形联系的‘枢纽’，而为他们提供活动经费自然是盛禾贸易公司的海外账户。

事实上，东洋国与华夏大6从1950年开始就开展了民间的贸易往来，虽然也有1部分人主张与华夏大6重新建交，但是由于霉国‘爹地’的指示，东洋在1952年4月选择与蒋光头的台岛地区建交，与华夏大6的关系仍旧停留在民间交流层面。

在东洋被占领的那段时期，其文化受到了ghq推行的民主化政策的极大影响。在东洋国投降以后，电影杂志得以复刊，东洋人民又得以窥见当时电影的各种情况。

2战后，东洋国内最早的卖座电影是1945年末上映的《东京5人男》——这是1部由东宝拍摄的喜剧，主要内容是讲述了从部队复员归来的5个好朋友合力与黑市等非法勾当做斗争并重建家园的故事。这1部喜剧电影尖锐地讽刺了当时东洋国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加上笑点不断，即便放到21世纪来看也相当引人入胜。而影片结尾出现的民众示威游行的场面，则明显地暗示了这部电影与ghq的皿煮化政策之间的联系。而1949年上映的《青色山峦》（青い山脈）则是东宝摄制的1部青春爱情电影。如果没有2战后ghq强制实施的皿煮化政策，这部讲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作品，恐怕在当时的东洋国也是无法问世的。

ghq秉持剔除军果主义的方针，禁止放映或摄制对军果主义和封建主义持肯定态度的电影。在东洋国投降之前1直是禁区的吻戏，而东洋国投降后已经完全没有问题。至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没法上映的好莱坞电影重新大行其道，赢得了极高的人气。

除此之外，来自霉国乡村的爵士乐也重新在2战后的东洋国社会绽放出比在2战前还要受欢迎的光芒，有许多迷茫、彷徨的东洋年轻人迅速投入到霉国提供的娱乐产品当中不可自拔，也有部分东洋人士认为霉国此举无疑是在向自己的国家‘倾倒’‘洗脑文化’！

至于ghq为东洋国带来的电影、流行乐等带有霉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娱乐产品是否具备‘洗脑’功能，沈万福不置可否，但沈万福很支持霉国在东洋国搞1套‘新文化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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