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省大豆新品种推广大局已定之后，齐政回到了首都，并频繁出入于各部委之间。

　　他手中的“嘉豆13号”，是好东西，也势必不能敝帚自珍，但他更不希望浪费了这个品种的潜力。

　　大豆属于土地密集型农作物，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

　　以国内现在非国营非嘉谷体系的大豆种植者来说，几十亩大豆可能要分成五六块种植，而且，一亩地里可能有几个大豆品种，混种混收现象严重，既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产量。

　　这不是农民重不重视的问题，而是受经营规模、机械不配套、技术使用不规范等因素限制，一些增产效果明显的先进技术根本无法大范围、规模化应用。

　　问题是，不趁着现在美国、巴西等大豆主产国还没反应过来，赶紧充分发挥“嘉豆13号”的高产潜力，让国产大豆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还等什么时候？

　　所以齐政需要胡其远这些政府中的“嘉谷派”帮忙进行游说和推动，让嘉谷来主导国产大豆的“翻身仗”。

　　现在看来，很有希望。

　　国内的主粮要基本自足，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15亿亩要种大田主粮，也就是说只有3亿亩的腾挪空间，而这3亿亩也被安排得紧紧的，13亿人的蔬菜瓜果，也是天量。

　　换句话说，中国大豆产业要想崛起，想增加多少种植面积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现有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生产力，才是国产大豆的唯一出路。

　　要不然，“嘉豆13号”的出现也不会让国人这么欢欣鼓舞了。

　　即使是这样，也只能说是降低大豆对进口的依赖，而不是说完全自给自足——没有必要，也不敢奢望，无论是齐政，还是政府。

　　除了“嘉豆13号”是由嘉谷培育出来之外，齐政有信心打动政府的另一个战绩，就是嘉谷在农村基层的动员组织能力。

　　在齐政推动政策出台的时候，公司也不是干等着。譬如要对“嘉豆13号”的种子、特种根瘤菌菌株进行提前储备，譬如……组建更多的大豆合作社。

　　嘉谷农业的负责人谢开济一面安排手下人启动大豆合作社组建工作，一面前往首都分部，向齐政报告情况。

　　“……东北地区的大豆种植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我们预计，换种‘嘉豆13号’之后，明年东北地区至少能生产2000万吨大豆。”

　　“现在我们要全力开拓的，是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我们在这两个地区虽然只有十多个大豆合作社，但通过针对性了解，对于这两个大豆产区，我们也是做了非常系统的一个信息分析。”

　　“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大豆全部换种后，黄淮海地区有生产1300万吨大豆的潜力，长江流域有生产1100万吨的潜力……这样的话，加上东北大豆产量，基本能满足国内40%的需求了。”谢开济将公司的分析说了出来。

　　齐政微微颔首。如果再加上隔壁的远东地区，能满足国内50%的大豆需求，这个数字就让人放心多了。

　　但如果有业内人听到这个分析，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按照嘉谷的计算，4000多万吨才满足40%的需求，意味着嘉谷内部对于国内的大豆需求量估算为1亿吨以上。

　　要知道，今年全国的大豆消费量才7000多万吨，增长到一亿吨需要多长时间啊？

　　哪怕是发改委，也是按照普遍的5%或者6%的所谓高速增长来做模型，估计的时间越晚，错漏必然越多。

　　齐政知道的时候，都同情地想着：然而，你们还是低估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胃口。

　　不出五年，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就突破1亿吨，然后才慢慢地达到瓶颈。嘉谷内部的报告，是齐政综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战略部的十几个人，以既有的研究内容为蓝本，才估算出来，也是最符合历史走势的结果。

　　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谢开济，都半信半疑。

　　齐政却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走势，不出十年，国内的大豆进口量都逼近亿吨了。只有快速推广“嘉豆13号”，才有可能让这一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因此，沉吟片刻，齐政就决断道：“加快在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的合作社组建速度，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推广主导权。对了，人手还充足吧？”

　　“没问题，我们这两年招进来的年轻人，都安排到基层，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历练他们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现在也该出师了。”谢开济定了定神，说道。

　　齐政满意地颔首。

　　在中国，假如你不能和农户顺畅沟通，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

　　这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世纪难题——如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

　　从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产到户”是将村集体解散了。可是到了现在，时代的要求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其意义不下于“包产到户”的社会意义。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这同样也适用，奇妙不？

　　可是环顾周边，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现代农业投资的企业，都会不自觉地拒绝和农民合作，核心出发点就是主观地认为纯粹的农民是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

　　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将农民组织起来，第一步是实现利益捆绑，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譬如如何保护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准确应该是，组织农民成本太高而经济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高成本，是因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农业的——坊间戏言，嘉谷就是一家披着“农业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显然，双倍增产的“嘉豆13号”，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谢开济还是提醒道：“老大，一年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农民很难一说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一般来说，农民会观望一阵子，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才会有所行动。但如果明年要实现大范围推广大豆新品种，从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就要将合作社组建起来，将人员培训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齐政也知道这一点，想了想，道：“这样吧，合作社不是应该分红了吗？我让总部拨付一笔经费，用来组织两地的豆农参观我们的合作社分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媒体做一些宣传。”

　　“哈？”谢开济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明白过来，乐道：“真要这么高调？”

　　齐政颔首道：“农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还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有说服力？”

　　同时，也可以让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的——资本下乡，也要看是谁在组织，怎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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