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台城，间隔的时间虽然不久，风貌已是大不相同。

　　原本凌乱破败的景象已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开阔平整的道路，巍峨且井然有序的建筑。大块大块的阶石被从京郊左近山岭中开采出来，雕琢而后用细沙打磨，平整光滑。信步行于其上，左右所望则是青砖砌成的高墙，那青砖上雕刻着清晰可见的纹路，堆叠在一起勾勒成典雅古朴的图像。

　　高墙内则是各宫寺官署，形态各自有异，或是叠檐垒瓦，厚重如山，或是高阁欹奇，形同玉柱，也有高空悬廊，门洞深深，四方恒门，影壁夺眼。南北不同的建筑风格融汇于一炉，既无喧宾夺主，又无格格不入，诸多建筑交映生辉，意趣趋一。威仪不减，雅趣横生，堂皇昂然大气十足，博采旁撷包罗万象。

　　当然，有的地方还仍未完工，自有高设的竹栅耸起将那一处围绕隔开，栅外有宿卫看守，栅内有工匠忙碌。偶尔还有台城内的官员们站在竹栅内外，或是监察进度，或是观摩思忖，与用工的匠人们交流自己审美所得。

　　行走在台城内，温峤也是下意识的左右观望，忍不住感慨道：“小子总好穷生事端，着实可厌。但也真是不得不说，勤思勤为，方能克成旁人难略之功啊！台城如今新貌焕发，全然不似旧**仄狭促，维周你也是居功至伟啊！更难得是工事迅捷，却又不使生民疲敝，物用虚耗，确是要让人盛赞一声！”

　　整个台城的工程量是极大的，因为诸多宫寺官署都集中在这里办公，既要提供办公的场所，又要给这些台臣们提供生活的空间，因而整个台城的规模不逊于一座普通的城池。以工程量占比来说，沈哲子对建康新城的整体构想已经称得上宏大，台城仍然占据了起码五分之一的比例。

　　台城不只是办公的场所，更占据一定的军事作用，包裹拱卫着苑城，是整个建康城的核心所在，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去年苏峻就是率先突破了台城的防守，继而才造成整个建康城的陷落，所以台城安稳与否，某种程度上便决定了整个建康城乃至于整个江东时局安稳与否。

　　这么大的用工量，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已经搭起整个框架，而且并未耽误到别的地方施工进度。虽然主要的功劳还是纪睦、沈恪这些第一线的监工调度得宜，但是沈哲子先期对于人力、物力的统筹分配和运作方式的建设也是功不可没。

　　听到温峤的感慨，沈哲子便笑语道：“生民自有主动，只要能护其安稳，供其事用，便是不逊于尧舜之世的德政。只可惜这世上有圣贤之能的人太少，有圣贤之志的却太多，总要急于为生民立命，筹谋什么永世太平。这样的人，不患懒于行，只患勤于思，生民自知命之所在，未必事事皆仰圣贤。”

　　要让一个纷乱的世道快速归于平静，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人都有事做，人人各司其职。相对而言，就业率这个问题对世道稳定与否的影响，在后世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古代的农耕社会。

　　因为在古代自有一个永恒的产业，那就是让人种地。无论再怎么混乱的世道，一旦天下归于一统，政治清明起来，没有了兵灾的威胁，小民辛勤耕耘，朝廷任由生产力发展不横加干涉，整个社会的元气就会快速的恢复过来，再次迎来一个盛世。

　　但东晋这个时代自有吊诡之处，别的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个时代是走不通的。问题很简单，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耕地用来安置难民。一旦没有足够的耕地，大量的民众不能归于田亩，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元气自然也是久久难复。

　　沈哲子几乎是力排众议的提倡整个建康城的重修计划，其实并不符合乱局之后惯用的处理方法。在一般人看来，一场大战让整个江东元气都大大亏损，还要在这个时节大兴土木，实在是压榨民力太甚。

　　但是如果用旧有的方法，朝廷去哪里找那么多耕地？一旦安置不及时，便会有大量难民生机受到威胁。然后就会有掌握田地的世家豪门跳出来，以一条活路为诱饵，与朝廷争夺这些难民劳力。

　　于是，随着大量人口的被荫蔽，朝廷能够掌握到的人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钳制。而那些掌握大量人力物力的世家大族又不能抛弃成见，彼此精诚合作，于是这些本该用来做大事的人力、物力，就在互相的争执绞杀中被虚耗掉。

　　所以早先沈哲子赈灾的第一原则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些难民有生力量，不让他们流散于朝廷统治之外。在这样一个时节重修建康城，的确不算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不这么做，朝廷根本没有手段和能力留住这些人口！

　　其实每当乱世将起，当权者总要大搞土木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实是加强人身控制的一个手段。因为将要失控，所以要加强控制，可是王朝危机一个基调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并没有土地安置，只能选择营建，但这种不合时宜的强硬手段往往会引起猛烈的反弹，反而让动荡来得更加激烈。

　　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加强对小民人身控制的同时，能够找到一个目标发动战争，一方面通过战争来转移矛盾，更加强对人身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来掠夺财富补充自己，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而且在后世，便有不只一个相当成功的模版。

　　可是在古代却有一个相当让人无奈的限制，那就是在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动手、值得掠夺的对象，最大的肥羊就是华夏自己。所以每当用到这个手段的时候，往往就是内乱开启之时。

　　沈哲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象，那就是占据中原的羯胡。眼下虽然并不足以对羯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羯胡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向的震慑，让江东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的掀桌子。一旦再搞大规模的内战，大家一起玩完。

　　温峤感慨这么大的工事居然没有造成劳民伤财，但这在沈哲子看来，却是理所当然。

　　首先劳民伤财本就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没有一个标准，往往被反对者拿来当作一个借口打压对手，而且一旦上升到军事对抗，劳伤肯定更大。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一茬了，胜者有道，败者无道。可是现在，即便有人嘴上叫嚣，但却没有人敢挑动战事。

　　其次就是民众们在大乱之后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工作，他们需要一顿饱餐。如果朝廷掌握着足够的耕地，选择屯垦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耕地，那么只要能够满足他们这一个生存需求，又何必纠结于形式的不同？

　　第三则就是，任何种样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只要能够将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哪怕本身不能产粮，也可以用这些劳动成果进行交换。

　　或许建康城在营建的过程中自给性不足，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对建康的粮食输入进行一个封锁，沈哲子这么做也就是自蹈死路。可问题是，吴中粮仓本就是他家的基本盘，根本不存在这个隐患。

　　他反而可以通过这种利益交换，来打破江东那种由来已久的地域壁垒，比如大量引吴人到建康来，还有让江州人家加入到时局中来。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够让江东各个地区加强往来，彼此进行互补，成为一个更紧密的整体。

　　民众们有了工作，有了活路，人心自然安定下来。至于说到劳民，究竟是垦荒工作量大，还是修城工作量大，这一点真的不好比较。衣食住行，人生四样大事，抓住任何一个点，努力就会有回报。

　　相对于从头开始屯垦荒地，久久不见收获，将建康城修建的尽善尽美，从而吸引四方的物用资源。从当下而言，后者的操作性要更强一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因为朝廷就算组织屯垦，可能连农具粮种都配发不齐，可是一旦确立了屯田事宜，随之而来就是附加在田亩之上的赋税。两手空空，无粮做种，这才是真正把人往绝路上逼。

　　沈哲子只是用了一个更迂回的手段来达成赈济的目的，而且通过有序的调度和明确的分工安排，让这些民众们有了服从于纪律生活和生产的经验。未来如果有将之约束成军的必要，那么已经有了一个前期的铺垫。

　　说实话，他也确实有打算组织一个庞大的工兵团过江去。因为在野地浪战的话，没有大量的骑兵建制，是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如果能够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效果要远远好过奇兵突进，对于收复地的掌控也能更有利。

　　以羯胡的那种权力构架，当其面对一个韧性十足、时时进取而又击之不溃的对手时，就算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也很有可能自我崩溃。

　　但是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太依赖于后勤和江北地方上的支持。对此，沈哲子也没有太好的设想，与涂中人家的交涉也是一次试水，成效如何，还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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