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段文章，虽为南雷先生（黄宗羲）数十年前之言，但今日复读，仍旧震耳发聩呀！”

    在大兴府沐川县（今布里斯班市艾斯比力区）一栋两进宅院中，一名四十旬的清瘦男子捧着一卷书册，轻声诵读着，还不时转头与主人品评两句。

    “当年太祖皇帝与南雷先生会面时，曾予以高度评价，言及，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等后人闻之，钦佩之极呀！”

    “卓兄谬赞了。”黄千人（黄宗羲之孙）嘴上谦虚，但内心深处却是极为受用。

    有一个天下知名的祖父，自然是与有荣焉。而他本人也经常在报纸、书刊上发表文章，以为百姓代言，为天下苍生争取应有之福祉，而名操国内。

    “当年，南雷先生在《留书》中所言，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观我齐国发展九十年，所立律法数千上万条，竭力尽以“天下万民”为本，以公开、公正、公平为总则，以确保天下之民，能为公法所护，不为残政所迫。若是南雷先生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未必尽然吧！”《东部周刊》编纂人吕文栋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摇头说道：“我齐国虽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为‘天下万民’之念，但在律令实践当中，对权贵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过偏袒，而对‘万民’又太过苛责。”

    “吕兄，你此番言语，有些太过偏颇了吧。”卓时平苦笑着说道。

    “非也，非也！”吕文栋一边说着，一边将几案上的一份《每日政事》拿了起来，嘴角露出讥诮之色，“少梁府税务稽查引发的工人游行请愿之案，两日前已经大理寺审判结案，二十余名带头工人皆被判流放殷洲（今北美洲）和黔州（今南非）。试问诸位，那些工人当真有罪吗？冲撞地方政府？扰乱地方秩序？……可笑至极呀！据悉，那些工人仅聚众于浔阳县政府大门之外，根本未闯入官厅，更未有任何打砸行凶行径，如何会冲撞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出面宣慰安抚后，很快便自散去，又何曾扰乱过地方秩序？”

    “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决的……”吕文栋将报纸翻开，找出那篇有关少梁府的新闻版面，伸手使劲点了点，“蛊惑教唆工人闹事的十几名商人，仅五人被判流放，三人被判短期苦役，余者皆被认定罪责较轻，施以罚款和训诫而轻轻放过。何也？明眼之人都能从此案中看出，罪魁祸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

    “卓兄以为农税征收额度仅为4%，即为百姓所得之惠？”吕文栋笑着问道：“但你可知，千年以前的汉朝文景时期，农税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税一，甚至文帝还采纳晁错之建议，‘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之租’。在隋文帝时期，亦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馀州免其年租赋’之例。我齐国富有四海，政府岁入数亿，却仍旧不免农人之税，所惠何来？”

    “农税虽然低至4%，也无历朝历代各种捐派杂费，但农人怕是也未从中受惠更多。”吕文栋说道：“观国内各种农产品价格，较数十年前，可曾有过太多变化？不仅价格未有上涨，反而以稻米、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产品，较四五十年前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什么？……是农人收入的普遍降低！若是再加上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农人生活未必有多好过。”

    “二位如此讥评当前时政，怕是有些有些愤世嫉俗了吧？”卓时平皱了皱眉，轻声说道：“目前，国内政治和律法虽有偏颇，对权贵富豪之家也是甚为优容，但要论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不说远超历朝历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以农税为例，试问，哪個朝代，哪个国家征收比例之限，有我齐国之低？”

    话说，刚才不是在讨论权贵和普通民众的隔阂对立问题吗？怎么话题就歪到农人收入方面来了？

    “若想改变农人之困，工人之厄，我们齐国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疾呼，为他们的利益发声。”黄千人沉声说道：“观内阁朝堂之上，皆为宦海政客和权贵之家，作为国之立法机构的敕令院，充斥着皇室成员、王公贵族、致仕官员，以及大量的豪绅商贾。而人数众多的工农人群，却无一代表位列其中。试问，在此番情势下，政府如何会推进惠及工农之举，敕令院又如何会颁布工农保护之律？”

    “吕兄，你此番言论就是属于诡论了。”卓时平摇摇头说道：“不论是汉之文景时期，还是隋文帝之开皇年间，政府颁行减免赋税，百姓可能获得几分实利？而我们齐国，除了正常农税，可有其他捐派租调？”

    “……”

    “好了，好了，二位无需为农人之困，再行争论了。”黄千人有些无语了。

    “数千工人集会请愿，这般声势让皇家和政府怕了呗！”黄千人说道：“为了杀一儆百，制止工人再次发生此类聚集游行之事，政府自当要予以重惩大戒，以警后者。哼，至于那些浑身铜臭的商人，又能成什么事？”

    “其实，我齐国跟历代王朝并无什么区别，依旧是权贵之家高高在上，卑末小民被踩在脚下。昔年，太祖皇帝曾言，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新国度，不过是一句虚妄之念罢了！”黄千人愤然地说道。

    “再者而言，全国税务稽查已行数月，查实脱逃税款之商人不知凡几。我等可曾听闻有商人被判刑罚？一个个无非是追缴税款，并处以罚款而就此揭过。彼辈商人涉及税款多者数万，少者亦有千元，金额不可谓不大，但处罚却如此之轻。而民间普通百姓若有损害公私财物者，往往不过数十上百元，则动辄被判苦役或者流放，此诚可叹呀！”吕文栋说道。

    “说得好！”吕文栋赞道：“当年太祖皇帝曾数度言及，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皆为国之支柱，不可偏废。既然士、商可秉政立法，工农亦可为之！浔阳县工人集会请愿，数千人骤然汇聚，震动国内，此番力量，实为工人蕴藏强大之源，当可借之，以为工人张势。”

    随着齐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许多城市缺乏一定程度上的总体规划，城市布局也渐显混乱。城市的交通，供水，居住和卫生条件很差，甚至远不如刚刚建国时期。部分城市没有完善的下水道，垃圾和粪便成堆，严重污染了居住环境。特别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租赁区，不仅生活环境恶劣，治安状况也十分严峻。

    同时，工厂的大量出现导致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煤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产生和释放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造成了齐国许多城市雾霾严重。

    随着工厂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河流污染也变得十分严重，两个月前，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最终造成一百二十六人死亡，五百余人不同程度感染腹泻、呕吐、消化系统等各种疾病。

    过去四十年间，齐国还发生了三次霍乱，夺去了两万多人的生命。霍乱爆发的原因是水污染。而空气污染等也带来了多种传染病的流行，在齐国，肺结核，肺炎，支气管炎等成为常见病而且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齐国自立国时，通过不断的移民，再加上国内生育率的高涨，使得国内人口在数十年间不断增长，但在1710年后，死亡率却开始上升--排除正常的生老病死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各种工业化后疾病的增多。

    环境污染和流行病越来越严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平十六年（1720年），敕令院通过了《帝国河流保护律》，规定，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1724年）又颁布了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城市公共卫生律》，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并规定地方政府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

    有鉴于建业城水源污染事件的爆发，敕令院正在酝酿和讨论出台新的《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水源污染的案例。

    在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上，齐国政府和敕令院也通过一系列法律。早在绍宁十二年（1697年），政府就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律令，并要求将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尽可能地搬迁至城市的下风口位置。泰平二十年（1724年），敕令院通过了《碱业生产律》，要求国内制碱行业通过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

    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还改变着齐国的经济格局。随着工业革命进入高潮，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汉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也已经有20多个。

    工业革命加速了机器制造、冶金产业、煤炭开采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在工业革命之前，齐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部建业府地区。随着新领地的开发扩大，以及机器生产的出现，使得煤铁丰富的东南和西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广陵（今汤斯维尔市）、云阳（今麦凯市）、大兴、郢州（今澳洲纽卡斯尔市）、临淄（今悉尼市）、南都（今墨尔本市）、桂州（今珀斯市）等新兴工业城市。

    齐国工业的兴起也使得国内工商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开始寻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不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还是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产业的发展，齐国的资产阶级除了加大培养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通过政府的遴选考试，进入官场充当家族的潜在保护者外，还积极与权贵之家，乃至皇室寻求联姻，从而间接影响国家权力阶层，为其发声，充当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鳄”通过对共济会、养济院等福利机构捐赠大笔钱财，受到皇家的名誉爵位敕封，从而获取了崇高的社会威望，并因此跻身于敕令院，亲自参与各种法制律令的修订和颁布。

    齐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产生了规模巨大的工人阶层，人数达数百万之众。但在社会整体财富飞速增长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资却并没有同步增长，反而严重滞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资产阶层获得了国家发展最大的红利，诸多工农阶层受惠并不多。

    工厂的出现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除了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外，许多妇女和少年皆被引入工厂里充当廉价劳动力。若非国家有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以及政府颁布的禁止雇佣童工法令，说不定利欲熏心的工矿主们也会像欧洲国家那般，将无数的儿童也投入到工厂中，从而降低他们的制造成本。

    即使如此，工矿主们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仅绞尽脑汁地极限压榨工人，而且还不断引进各种先进的生产机械，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往往会导致局部性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以纺织行业为例，从太祖乾武元年（1642年）至泰平十六年（1720年）近八十年间，齐国纺纱业的机械化，已经使单个生产力提高了两三百倍之多。过去每名工人只能管理一台纱锭机，而现在，一个工人则可管理一百台甚至更多的纱锭机。

    而在呢绒行业，“一个工人利用起毛机工作8个小时就相当于过去一个工人纯手工工作88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起毛机能够完全代替剪绒工的工作。以这种趋势发展，会使得更多的工人面临生计断绝的危险。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齐国境内不少城市曾发生过十数起工人的“特种行动“，工人们蒙面闯入工厂，破坏了机器，并在车间的墙壁上涂写“为了生计”、“为了生存”等之类的标语。甚至，一些城市还发生过零星罢工事件，要求工矿主们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无辜解雇工人的事情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工人们对未来生活越来越感到一股莫名的悲观，政府也未及时颁行好的政策去帮扶工人，于是乎，“革命”的情绪即将酝酿。若非如此，浔阳县工人也不会在工矿主们的一番蛊惑下，就会悍然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活动。

    在齐国工业发展至最辉煌的时期，工人们的反抗运动，或许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蒙上了一层阴霾。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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