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义渠，字骏甫，号茗柯，是浙江乌程县人士，其家族以雕刻技艺闻名于世。凌义渠蓄有浓密的胡须，身材修长，如同高空中独立的云霞和皎洁的孤月，他的文章论述精辟，摒弃陈词滥调，独树一帜，表现出卓越的才思。他长期吃素，虔诚奉佛，对待世俗之事淡泊如水。自少年时代起，便被誉为当地读书人中的翘楚。天启甲子年（公元1624年）考中举人，乙丑年（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考中进士，之后通过选拔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

  崇祯庚午年（公元1630年），凌义渠参加考选，被授予礼科给事中之职。当时朝政由他的同乡亲戚（温体仁）把持，温体仁备受皇帝宠信，许多人争相依附以图晋升。然而，凌义渠身佩黑色官囊，手持白色简牍，言辞恳切直率，毫无畏缩顾忌。

  面对日益猖獗的贼寇之患，他深感忧虑，上疏朝廷，尖锐指出：消灭贼军的明确旨意虽然多次更改，但贼军的嚣张气焰仍然如同以往。尽管朝廷已经竭尽全力征讨贼军，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显着提高。从外部部署的角度来看，是否有谁能清楚地了解到贼军的物资状况、行踪动态，及时准确地向朝廷汇报，而不做任何虚假掩饰呢？是否有谁能够在没有相应级别官职的情况下，毅然披甲上阵，时刻准备战斗，发誓绝不与贼军共存呢？从内部调度的角度来看，是否有谁能消除文牍主义的束缚，将所有事权集中于一人手中，让他自行决策，不拘泥于小利小害，只关注大局呢？是否有谁能排除众议，独自坚持一个明确的决策，实实在在地让边防将领明确知道所接受的命令，毫不犹豫地执行，不被外界干扰呢？当事情紧急如同呼吸之间，却要等待上级命令下达、部门审查通过以及部门咨询回复等多个环节，这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等到行动之时，局势已经发生改变，原先的计划已经无法执行。在赏罚分明的军政制度下，对于那些贪图爵位赏赐的人来说，每天都有机会得到奖赏，而对于那些惧怕被公开处决的人来说，每天都可能面临死刑。频繁的赏罚导致赏罚制度变得浮躁、轻浮，长久下来，人们逐渐对赏罚失去了敬畏之心，军政制度也因此变得松懈，甚至严令也不再具有震慑力。后来国家局势的恶化，正如他所预言。

  崇祯甲戌年（公元1634年），凌义渠转任礼科右给事中。在癸酉年（公元1653年）的科举考试中，河南贵族子弟曹凤祯通过贿赂获得中试资格，凌义渠审阅其试卷，发现其中尽是粗鄙浅陋之语，遂满篇批注，主张将其黜落，但遭到同僚阻止。崇祯丙子年（公元1643年），凌义渠以户科左给事身份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选拔出众多优秀人才，如日后为国捐躯的王汉。不久后，曾掌管兵部后来又掌管吏部的某官员，与曹凤祯有姻亲关系，怀恨凌义渠昔日对他们的不利行为，利用官员任职的惯例，将其外调到福建任臬司。凌义渠以大义为重，就任官职，未发表任何言论。他的同僚对此不满，向朝廷揭露此事。皇帝命令查看曹凤祯的卷宗，得知凌义渠公正无私，于是取消曹凤祯的举人资格，并把那个吏部官员削籍为民。

  凌义渠虽暂时在外任职，但因其刚正不阿的名声反而更加受到敬重，他由福建按察使转任三吴地区（当时的吴郡、吴兴和会稽，现在的苏州、湖州和绍兴）兵备使。三吴地区十分富饶且是税收重地，但他清廉如水，两袖清风，只专注于选取吴地士人的优秀文章，亲自加以编纂整理并出版，旨在教育初学者，不迎合时俗，也不受科场风气影响。他所选的文章，人们认为是永嘉县从来没有的正统之学。随后，凌义渠升任山东布政使，继而又被提拔为南京光禄寺卿。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凌义渠被擢升为大理寺卿，然而很快国家发生了剧变。

  当时，贼寇于三月乙巳日进犯京城，丁未日清晨，凌义渠赶往长安门，却发现无人值守，他一直站立到天亮，但城门始终没有开启，只好返回寓所。不久传来消息，京城已陷落，人马嘈杂，街道堵塞。凌义渠独自坐在寓所中，面色凄凉，须髯怒张。混乱稍定后，东鲁门人李某前来拜访凌义渠，告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凌义渠听后惊愕不已，背靠墙壁放声痛哭，直至用头撞击墙壁，鲜血淋漓沾湿衣襟。李某大惊，拉住凌义渠的衣服极力劝阻他不要过于激动。凌义渠说：“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便跟随他去死；君主为了国家而亡，我便追随他去亡。为国家赴死，那是我作为臣子的本分，还有什么可说的？”李某引用古代典故劝说凌义渠留下有用之身等待时机。凌义渠回答：“这不过是想让我多活一会儿罢了。我深受国恩二十多年，如今皇帝驾崩，我身为孤臣即使想要独活，于情于理也无法接受。”李某抱住凌义渠哭泣，凌义渠厉声道：“我们是基于道义相交，应当相互激励，何至于像孩子般哭泣？”李某拜别凌义渠离去。凌义渠在灯光下看着自己的书籍，感叹道：“唉！这些都是经过我手的书籍，怎能忍心让它们落入贼手而受到玷污？”于是命令下人将他评阅过的书稿以及平生着作全部烧毁。

  凌义渠生平并无其他嗜好，唯独酷爱读书，自他初次入京应试以来，无论辗转于八闽之地，还是出使岷藩、主持鲁试、镇守吴臬、治理齐邦，身边总是携带着满满十几箱书籍。无不亲自整理随身携带。饭后闲暇时总是手捧一本书，即便公务繁忙也不中断。他听说哪里有罕见的书籍，便会倾尽财力、想尽办法购得。此刻，这些书籍尽数化为灰烬。凌义渠的宾客和家仆明白他的决心已定，暗中将家中绳索、器械、器皿等藏匿起来，以防他自尽。凌义渠得知后怒道：“你们这样做，难道我就没有别的死法了吗？”他指着前方的桌角说：“这里棱角分明，我可以一头撞上去！”宾客竭力阻止，未能成功。他们只得以家庭亲情恳切劝说，凌义渠面容稍显宽慰，说：“我内心确实悲痛，但既然已经决定以身许国，就不能两全其美了。”

  临近早晨，有人带来消息说皇帝去世的消息尚未证实，仆人立即告诉凌义渠。凌义渠赤脚冲出寓所，在路上遇到同乡故友，得知噩耗已确凿无疑，于是急速返回，向仆人索要自己的官员冠服。仆人递给他一件青绣衣，凌义渠拒绝穿上，要求换上绯色官袍，还命人设置香案。仆人们纷纷围立，试图阻拦。凌义渠说：“我一生简朴度日，对财物无所留恋，况且现在世间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呢？如今遭遇国难，这就是我生命的终点。我要从容赴死，不得拖延。”他端正笏板，面向皇宫方向行礼，然后向南遥拜，写下向父母所上的遗书，其中有“尽忠即所以尽孝、男视死如归、含笑入地”等语句，笔墨清晰，字迹工整。他将遗书交给仆人，并说：“我的灵魂已经先去陪伴皇帝了。”仆人们围跪哭泣，请求他留下遗命。凌义渠说，我死后，可在我的棺木上书写上“死节孤臣凌义渠之柩”，这样就行了。随后他自缢身亡，享年五十二岁。南明朝廷追赠凌义渠为刑部尚书，赐谥号“忠清”，并在旌忠祠中予以祭祀。

  附记  公婿茅曦蔚所述公之纪略

  李某是凌义渠在丙子年（公元1636年）主持乡试时录取的士子，此次他带来皇帝驾崩的消息。凌义渠悲痛万分地说：“我五十年来研读圣贤之书明白大义，二十多年来深受国家厚恩，君王亡故，我也应随之而去，还有什么可说的？”李某见凌义渠撞柱痛哭，急忙跪地抱住他劝解。凌义渠大声说：“你现在如果愿意与我一同殉国，那才是真男子。”李某含泪离去。凌义渠的秘书人员赵振之和家人冯相、金升等人将绳索、器械等物品藏了起来。凌义渠说：“你们这样对我，我就只能口诛笔伐贼人而死。”他又指着面前的桌子说：“这张桌子有棱角，一头撞去，足以致我于死地，不是更惨烈吗？”赵振之提及凌义渠父亲离家时的珍重话语，试图打动他。凌义渠微微点头，说：“这些自然牵动我的心，但死后我的忠魂顷刻就能回到家中，守护在父亲身边。”

  凌义渠在灯下看到自己的书籍，不禁叹息，他挑选出平生所着述及所评点的各种书籍，堆放在阶下亲手焚烧。待到天明，听到皇帝驾崩的确切消息，他痛哭失声，索要官员冠服准备自尽，家人未予回应。凌义渠说：“你们看看我这一生清淡如素，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不是那种怕死贪生的人。我的决心已定，不要再耽误时间了。”接着，他写信告别父亲：“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儿子我视死如归，含笑步入九泉。只是父亲年迈无依，病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令人难以割舍。十岁的儿子凌容默让我放心不下，七岁的弟弟凌犀渠需要好好抚养。儿子会将这份心情传达给皇帝，让他知道孤臣的一片赤胆忠心。”

  凌义渠自子丑年（公元16年）入仕以来，家中只有五十亩田产，所居房屋也是租赁的，他在朝廷内外任职二十年，长期关注谏议之事，多次直言进谏触及皇帝的过失，对边防问题的筹划如同聚米成谷之多。他离京时上奏的一份疏文，使得皇帝为之动容。唉！为了国家，他忘却了家庭，如今却无处可处，只能投湘水自尽以示忠诚。舍身取义，只愿苍天能照亮燕山。

  刚开始的记载固然是文辞精炼，而后面的记载中也包含许多切合实际的表述，因此一并收录在此。

  译者注：1.原文中的“悬鱼拔薤”，《后汉书·羊续传》载，羊续为南阳太守时，府丞曾献生鱼，羊续受而悬挂在屋檐下，后府丞又献鱼，羊续就把悬挂的鱼给他看，不让他再送鱼，也作“悬鱼拔薤”，意思是为官清廉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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