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窑都是宫廷画家描绘，线条流畅精确。刘大彬从来不死照真品来画，而是融会贯通，在领会宫廷画法的精髓之后，套用典型的画面布局，人物和风景比例，自行“创作”，信手画来，天衣无缝。

        而一些低仿的画者心里没底，才会用打底描摹的方法去依样画葫芦，自然画虎像猫，容易穿帮。

        另外自然就是完美去掉“贼光”。刘大彬说，如果用柴窑，就把劈柴先用盐水浸泡一下再装窑，钠在高温下气化熏在釉面上，回烧出很柔和的“肉质感”，天然没有“贼光”；如果用电窑或者气窑，则需后期加工，或者是前期用电，后期用木炭；又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往炉子里加一些盐水泡过的松树枝，结果都是一样的，像明清官窑真品一样油润、肥亮。

        还有个过程是必须的，那就是制造“包浆”。又称“黑漆古”，是器物在悠悠岁月中因为灰尘、汗水，把玩者的手泽，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逐渐形成的表面皮壳，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旧气。

        包浆无非是长期把玩摩擦造成的，刘大彬便雇佣一些老人，让他们用比较细腻的兽皮去摩擦，加速形成包浆。对于这种加工方法，张天元竟在网上也能搜索到同样的答案：除了兽皮，棉布也能制造包浆效果。

        如果嫌手工麻烦，还有人使用药水浸泡的方法，现在西江陶瓷镇高仿者早已经摈弃了早年的高锰酸钾、氢氟酸等化学溶液的浸泡方法，因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而且会伤害釉面，而改用自然物质配合研制的溶液推陈出新，给瓷器泡出“包浆”效果。

        瞒过专家，那还要瞒过科技测试。瓷器胎体用的是旧泥，化学成分与古瓷一致；釉面的年份则靠一种化学高手研制出来的药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釉面“年份”就越久。

        说到药水。刘大彬还说了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要做一件乾隆年间的高仿品，由于药水浸泡时间偏长，拿到帝都做科技测试，竟然测出是400多年前明代的“真品”。他不得不返工。

        最后一招是“假心真皮”。打算拍出天价的高仿品，不妨找一个差不多年代的真品锦盒，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拿出来“上拍”，那就更加威风八面了。

        说实在的。听完刘大彬这一番话，张天元几乎是傻了眼了，连科技测试都能瞒过的瓷器，换了一般的专家，谁辨别的出来啊，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其实我做这个还是心安理得的。”刘大彬突然笑了笑说道。

        “心安理得？”张天元愣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刘大彬的这种做法那都是造假啊，别人不找你麻烦也就是了，你居然还说自己心安理得？

        “我们是打开大门做高仿、卖高仿。赚的都是辛苦钱，骗人的不是我们，而是拍卖行、古玩店，我们为何心虚？”刘大彬耸了耸肩说道：“兄弟你应该去过西江陶瓷镇吧？那里的高仿者从来就不会遮遮掩掩。”

        关于刘大彬的这个说法，张天元倒是相信的。

        其实一些名声在外的高仿大师，还喜欢复制知名作品，因为越是知名作品，越能凸显其技艺精湛、堂堂正正。

        张天元认识一个姓黄的高仿大师，甚至还去过这位的家里。

        在这个黄姓大师的展厅里，正中央陈列着两件堪称名动天下的瓷器高仿品。一件是“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一件是“万历五彩鹿纹罐”。前者在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行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以1500多万英镑（合2.4亿元人民币）成交，拍出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价。后者则是帝都故宫博物院的珍稀藏品。

        “‘鬼谷子下山’拍出两亿多元。拍卖前在上浦、帝都、香港预展，我去现场看过，还托了熟人，摸了摸真品，把所有信息都记下来，拍卖一成功。我的十件仿品就直接上市，堂堂正正卖的是高仿工艺品，售价是两万八千元一个，一下子全部卖光，最后一件卖到十二万元，现在流通市价已经要二十万元。”姓黄的大师告诉张天元说。

        在这位大师的展厅里头，即便不是他亲手制作的“鬼谷子下山”，目前售价也要23900元。

        还有一位姓李的大师则仿制过2010年11月11日在英国拍卖的清乾隆官窑花瓶，当时真品以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成交，再次刷新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在拍卖的时候，我们就去观摩过，很多人看不到的细节，我们会注意，所有的照片、尺寸记录都有。现在仿制品在英国已经公开‘上拍’，成交价是五万英镑。”姓李的大师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坦荡，就跟这会儿刘大彬的表情一样。

        但即使是高仿品能卖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在仿制者看来，他们挣的依然是“辛苦钱”。这位姓李的大师做了二十四年的高仿，觉得高仿的成本越来越高。

        他告诉张天元说：“真正完全还原古瓷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成本太高了。比如元青花高仿，以前到山上捡青花料不用钱，现在买一斤成本要一万元。前几年一吨高岭土六百元，现在要八千元，而一吨只能掏出三百斤使用。这些年我做高仿赚了不少钱，但也花了不少钱去研究。比如说宋影青，我会去上浦硅酸盐研究所做分子分析，回来研究配方，回去再测，直到过关……胎体还没做出来，已经花了不少钱。接下来描花、烧制……又是一系列很复杂的流程。”

        除了制作艰难之外，高仿行业的一个“潜规则”让高仿者无法批量生产。

        这个张天元以前不知道，姓黄的和行李的大师也都没告诉他，不过刘大彬却很清楚，他告诉张天元说：“高仿瓷做得再像，也是养不大的儿子。仿第二个，之前的客人就跟你急：‘我花了二三十万元买你的高仿，你怎么还卖给人家？我的就不值钱了！’现在我的生意里，最挣钱的都是日用瓷生产，单利小但是批量大；高仿几乎不做了。可就是这样，那鬼面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从这个情况来看，鬼面人走的肯定不是正当的高仿生意，他们是把假的当成真得卖的。”

        刘大彬还为一件高仿藏品的所得算过账，一件高仿的明清官窑，目前在西江陶瓷镇的行价为两万至八万元，一般都在境内外拍卖公司拍出，成交价是出厂价的十倍到一百倍！

        其实这个过程中真正的获利者并不是高仿大师，反而是拍出高仿品的最后一个拥有者。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练习这个技术呢？”张天元还是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喜欢啊。你难道没想过可以复制古人的经典吗？如果一个人可以完美模仿唐伯虎的画作，完美模仿毕加索的画作，相似度达到百分之百，那其实他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这些大师了，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模仿的本身，就要求最起码水平要达到这些大师的水准，否则的话只有空有其形，而没有其神。”说到这里，刘大彬就显得非常激动。

        “对了，你知道我除了时大彬之外最佩服的人是谁吗？”刘大彬突然问道。

        “谁啊？”

        “一个叫周丹泉的人！一个明代的仿瓷大师！”刘大彬回答道。

        说起周丹泉，那就不得不说一说明代中期的苏城。

        明代中期之后的苏城，繁华和奢侈之风领导着全国，甚至远渡重洋传播海外。到了万历年间，苏城人的收藏之风，造园之风，把苏城人的苏式生活推向了一种辉煌的极致。

        曾经有人问张天元万历年间的苏城是怎样一种生活？张天元想了想道，当时苏城的文人阶层时尚做三件事；听昆曲，看《金~瓶梅》，馈赠时大彬壶。

        他好歹是学考古的，历史也看了不少，这样的问题还是能回答出来的。

        由于苏城文人的介入，此时的苏城工艺得以突飞猛进；工艺不仅仅满足实用的需要，更多的关注观赏的精致。如时大彬就是在这一时期，在苏城文人品茶听曲的旁观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文化的气息融入到了制壶的工艺之中。

        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宜~兴人的时大彬，他的艺术生涯是在苏城；是苏城让他从一名制壶工匠成就为一位杰出的制壶大师。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时的苏城涌现出许多能工巧匠；当然，当时的这些能工巧匠只是些默默无闻的耕耘者，他们有可能会出现在一些文人的笔下，留下一些零星的记述；至于说大师的称谓都是后人给他们的赞颂。

        不像当下，大师满天飞；窗前的绣娘是大师，公园里摆摊写字的是大师，连给人酌茶的童仆也可以冠以大师。

        周丹泉就是这一时期吴门典型的能工巧匠。他是一位仿定窑瓷的制瓷高手；他所烧制的仿定窑瓷人称周窑。

        根据蓝浦的《西江陶瓷镇陶录》记载：周窑，隆庆、万历中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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