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日，大朝会。

  在西府七品以上官员需要参加。按唐时仪制，在京九品以上均要参加朔望大朝。但吴越国是王国，自然要降一等，为七品以上参加大朝。

  大朝会本来只是象征意义，基本不讨论国事，初一十五各举行一次。不过今日有个大事，是南唐国派人遣使慰问，原因是吴越国先前遭受水患，苏州、湖州等太湖沿岸损失惨重。有大臣建议南唐皇帝趁机攻打吴越，但被拒绝，反而派遣使者前来慰问。

  南唐国皇帝李昪很有战略眼光，放眼天下，南唐国也是排得上号的强国，是能够跟中原王朝决一雌雄的国家。如果南唐国要征服吴越，就得将主力集中在江南，那么整个常州府一带都将会沦为前线，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润州、升州（即南唐国国都金陵）。

  南唐的前身南吴曾经和吴越国爆发了一场大战，然而水战惨败于吴越国，水师崩溃因此导致整场战役失败，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南唐并不想在吴越国身上浪费太多国力。此时中原空虚，动荡不安，应该着眼于北进中原。若南唐国能北扩中原，南下荆湘，西进巴蜀，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届时再以猛虎搏兔之势围攻吴越国，这才是上上策。

  南唐国使臣到了杭州，先是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吴越国称臣于北方的晋朝（后晋），而李昪也称帝了，因此吴越国暂时还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处理、该以什么样的礼节来对待。

  于是这次大朝会上便爆发了争执。一派人认为，吴越国西面、北面与南唐国相邻，南唐国国力强盛，为防南唐国入侵，应当向其称臣。更何况后晋石敬瑭向辽主称臣，丢尽了汉家颜面，拒绝向他称臣也是应有之义。更何况南唐国国主自称李唐后人，占据了大义名分，这么做也是说得过去的。

  另一派则认为，远交近攻，南唐国派使臣安抚吴越国，不过是为了让吴越国放松警惕，积蓄力量，等到中原有变时，南唐国便可抽身全力进攻吴越，吞并其国土，因此不得不防，坚决不能向南唐国称臣。不过，既然人家送上门来，也不能伸手去打笑脸人，回赠一些礼品也便罢了。

  两派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差点没打起来。钱元瓘听得头疼，好不容易让太监阻止了群臣的吵架，钱元瓘揉了揉太阳穴，道：“此事稍后天策堂再议。”终于暂停了这场争吵。

  钱元瓘又问是否还有奏本。

  户部员外郎龚承瑾上奏苏州、湖州等地的水患在治理之下，已经渐渐退去。百姓们开始抢种粮食。钱元瓘听了很欣慰，有人提议嘉奖参与治水的各级官吏，名单其实早就拟好，即时报了上来，在朝堂上直接唱名。其中钱弘侑也在此列，钱弘侑是钱元瓘的第三子，虽然是养子，但德才兼备，成年之后被外放为官。这次命他为权工部侍郎，派他前往苏州、湖州治理水患。按道理水患本可由当地自行治理，但苏州为中吴节度使下辖，环太湖的苏州、湖州、秀州没有统筹治水的上级衙门，没人管得动中吴节度使。因此，派遣一名王室成员去统筹整个太湖地区的水患治理便成为了必然。

  钱弘侑此行办差得力，加上平时名声一直不错。有小官上奏，应该嘉奖钱弘侑，给他升官。钱元瓘饶有兴趣地询问大臣们该怎么封赏。

  吏部一名郎中奏称：“按前例，王子为官，内则入内牙，外则知地方。至于是入内还是外放，是乃殿下家事，臣等不可置喙。”

  如果将钱弘侑留在杭州，那么一般就是给他安排内衙军的职务，如果外放出去则是州一级的地方官。

  如果要安排内衙的军职，因为王子初次为官就是内衙指挥使，如果要回内衙，就得任内衙都指挥使，高于钱弘佐。如果再往上升，那就是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做到这个职位一般就要掌握实际兵权，实际上只有储君才会做到这个位置。

  钱元瓘知道是官员们想试探他中意谁做世子，但他并不想现在给出这些信号。虽然他觉得老三还不错，但还不到最后，他还想再看一看。钱元瓘便也说稍后天策堂再议。

  所谓天策堂再议，当然也不可能像朝会一样那么多官员，也只有宰执以及相关部门的一二把手，最多十几人而已。

  散朝后，稍事休息。

  钱元瓘与宰执们首先讨论起与南唐国的外交事宜，宰相曹仲达认为南唐国处理南吴禅让时政权过渡比较平稳，国内还算稳定，精锐兵集中在江淮，随时防备中原王朝。

  曹仲达认为南唐国是想稳住吴越，防止被吴越国与中原王朝夹击，因此想交好于我国。他建议继续向后晋进贡称臣，同时又与南唐国修好，但不称臣于南唐，这样两不得罪，战略空间也比较自由。

  此话老成持重，但钱元瓘也有疑虑，如今后晋朝廷，风雨飘摇，时不时有叛乱，恐怕又有改朝换代之虞，毕竟中原王朝过个几年换个皇帝已经司空见惯，可能过几天就不叫晋朝了。

  如果后续南唐国吞并中原，恐怕下一步就会攻打吴越，毕竟吴越国拥有苏州、杭州这样天下最富饶的地区，谁看了都眼馋，若此时不结好南唐，恐怕难逃一劫。

  林鼎劝谏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不结好南唐，一旦南唐势大，该打我国时还是要打的。高祖时，便定下事大之国策，三十年无虞，臣以为此时不可改弦更张。”

  钱元瓘被一语点醒，吴越国就好比是一块肥肉，谁看了都想尝尝。只要那个人实力够强，就会来抢这块肉，即便与他交好。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便是如此。

  就此定策，与北方的中原王朝即后晋仍然保持朝贡关系，同时回赠礼品给南唐国。但钱元瓘定下基调，回赠的礼品只能略高于南唐国慰问的礼品，当然也肯定低于进贡给后唐朝廷的贡品。

  接着又讨论第二件事情，即给钱弘侑的封赏。宰执们对于钱元瓘的心思也拿不定主意，便仍然拿话试探他。工部尚书刘景道说三郎此行有大功于国，不如将其外放为知州，将来也好为一地封疆，意思是预备将来做节度使。只是眼下诸州知州并无空缺，刘景道建议暂时虚授，等有实缺后再上任。

  林鼎觉着只给一个知州，对于王子的身份来说显得好像有些小气。刘景道说这也容易加一个检校太傅衔。检校太傅，实际没有职权，可以视为是一个荣誉头衔，通常封给皇亲国戚。钱元瓘点点头说此议甚好。吏部尚书王范提议也可将钱弘侑调回内牙，任都指挥使。

  众人纷纷侧目，内衙都指挥使官虽小，却掌握着吴越国禁军的一支，必须是钱元瓘最最信任的人才可以担任。如果王子担任这一职位，那就恐怕就有别的意思了。

  众人见钱元瓘不置可否，知道钱元瓘恐怕意不在此，便看向宰相曹仲达，曹仲达清清嗓子，奏道：“臣以为封赏三郎之事，事关国本。臣斗胆敢问殿下，殿下是想立贤还是立嫡？”

  钱元瓘眉毛跳了跳，有些微怒道：“立贤又如何，立嫡又如何？”

  曹仲达侃侃而谈道：“若立贤，国家或有明君在位。若立嫡，国家社稷可传百世。后唐兄弟相残之事尚在眼前，若陛下立贤，诸子之间必有兄弟阋墙之祸。若立嫡，则好处有三，一曰少纷争，此后立嫡立长，按伦序立储君。二曰立制度，此后上下君臣，皆以此为铁律，誓死维护。三曰为表率，自此天下庶民，以君王为表率，家业田产，皆由嫡长，子从父，弟从兄，长幼分明，秩序则立也！”

  见诸臣纷纷点头，曹仲达心下大定，信心倍增，最后总结道：“立嫡立长，此西汉所以兴也。不立嫡长，此后唐所以亡也。”

  曹仲达的意思是，后唐原本盛极一时，可惜后唐明宗在病重后，没有立长子李从荣为储君，导致李从荣、李从珂相继叛乱，以至于后唐朝廷不久后即分崩离析。而西汉则大多时候都立嫡长子为储君，这是保证西汉能够“虽远必诛”的根本制度。

  钱元瓘被说动，便定下基调，封钱弘侑为侯，拟将原台州刺史调任，让钱弘侑就任台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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